“铁路大亨”王春成涉矿权纠纷：无偿采矿十年 获益20亿

　　王春成

　　因涉及某腐败要案而被调查的辽宁春成工贸集团（下称春成集团）董事长王春成，在内蒙古还面临一场矿权归属的可能的讼争。

　　原籍辽宁省阜新市的民营企业家王春成以修建巴新铁路闻名，跃进煤矿与阜新新邱露天煤矿堪称支持其产业扩张的两大现金奶牛。但由于十年后仍未办理采矿权变更手续，王春成于2004年初接手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跃进煤矿的采矿权，正遭遇该矿原国企职工的法律追索。

　　2004年2月，西乌旗政府与春成集团签署《关于合作开发矿产资源的协议》（下称合作开发协议），将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国有跃进煤矿采矿权、矿区土地无偿转让或划拨给春成集团。

　　结合产量与煤价，诸多原国企职工估算，易主后的跃进煤矿为春成集团贡献的产值在20亿元以上，但后者采矿所用的采矿权，至今仍在国有跃进煤矿名下。

　　换言之，在2004年至今的整整十年内，春成集团一直在无偿使用国有的采矿权证从事煤矿开采，并获得巨大的收益。据此，这些职工希望以诉讼方式收回矿权。

　　作为当年地方政府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大浪潮下的产物，不规范操作的历史瑕疵遗留至今。

　　此案经锡盟中级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后，已上诉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截至《财经》发稿时，后者尚未决定是否受理。

　　信访转司法

　　职工提起诉讼的初始动机，在于解决企业破产后的补偿问题。

　　跃进煤矿自1958年开始生产，至2003年共有400多名职工，其中正式职工126人，其余为照顾就业的职工子女、合同制工、长临工等。据职工反映，2003年破产改制时，对于所有职工都只发了拖欠的工资、补缴了欠缴的社保，但并未给予相应的补偿。

　　时任副矿长李永发介绍，2004年起，职工们就开始赴西乌旗、锡盟和北京上访，分批次的上访生涯持续了十年。2012年，西乌旗政府曾下发一个类似总体解决方案的文件，但问题仍未解决。

　　新一轮的“闹访”从2014年2月开始，职工们向旗政府反映问题，后者认为已经出具了答复，双方陷入僵持。激动的职工们曾在2月和3月，两次冲进旗政府办公楼表达诉求，每次都有200人以上。李永发介绍，“旗领导连夜给我们开会，‘你们有事说事，不能这么闹’。”

　　今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要求“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司法程序机制”。西乌旗现任常务副旗长常胜介绍，“在中央精神的大背景下，我们建议职工们走法律程序。”

　　“既然政府支持走法律程序，我们没理由再上访。”李永发通过网络检索，在北京找到企业破产改制领域的律师，旗政府甚至主动提出承担律师费。

　　为弄清补偿方案，接受职工委托代理该案的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传华，查阅了大量早年的改制文件。在查阅跃进煤矿现在的采矿权申请登记书时，他发现，登记书上的采矿权申请人仍为国有企业西乌旗跃进煤矿，只不过法定代表人换成了王春成--王春成控制的个人公司，一直以申请延续的方式使用原来的国有采矿权证，其最新的延续申请是在2013年。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职工们认为发现了更多的疑点。“这涉及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李永发认为，这个发现也增加了职工们的诉求，除了破产补偿，他们还希望拿回价值10亿元级别的矿权。

　　改制复盘

　　与当时其他地方政府一样，2003年，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上的西乌旗，也在着手进行两件事：国企改制、招商引资。

　　“当时有个改革的大背景，国家让扭亏无望的国有资产有序退出。”时任西乌旗经贸局局长张世绪回忆，“旗里的其他地方国企，如乳品厂、皮毛厂、酒厂都已经退了。因为资产重、包袱多，剩下三个地方国营的小煤矿没退。”西乌旗先将其中最大的白音华一号矿卖给国电平庄煤业，对方答应接收全部职工；哈达图煤矿则实施全员持股改制；待改制的只剩跃进煤矿。

　　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职工们也不否认。在2003年6月14日的工作日志上，时任副矿长李永发在罗列了跃进煤矿的负债后写道，“改革势在必行。”当天的班子会议决定，起草方案并向作为主管部门的旗经贸局上报，会上提到了集体参股。

　　据李永发的工作日志，同年6月23日，班子会议讨论了破产以后（改制）资金从哪里出的问题。最后初步议定，结合200余万元的企业负债，将企业股本定为260万元，每股定为2万元，实行员工出资持股，愿意参股的员工最少购买1股，最多购买64股。他们决定查清账目，让职工在参股时心里有底。

　　6月27日，跃进煤矿全体职工入股改制的动员大会召开，时任副旗长杨立宇、旗经贸局局长张世绪与会。据职工们事后回忆，这是第一次动员大会，会议效果不佳。因为职工们认为每股2万元定得过高，认购股份并不踊跃。

　　此后，在第二次动员大会上，与会的班子成员加职工代表有四五十人。张世绪在会上提出，不妨增加股份数量，同时把每股价格缩小，变成一两千元，以提高大家入股的积极性。会上进行了投票，在职工们的印象中，大家散会后交流，有80％以上的职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不过，改制之事再无下文，直至春成集团接手跃进煤矿。

　　对于个中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多位参与改制的政府领导向《财经》记者回忆，之所以让春成集团接手，确系两次动员大会后，职工们并无出资参股意愿。另外，企业领导班子不团结，让班子成员合伙接手的设想也落空了。

　　职工们则认为，第二次动员大会上多数职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但不知为何该投票结果未被采纳。并且，在旗政府与春成集团展开接触时，仍有职工代表找到相关领导要求搞职工持股，但遭到拒绝。

　　2004年1月，随着跃进煤矿正式破产，职工们离岗。后来煤矿扩采，存在了46年的企业家属区也被拆除，原有职工和家属近千人各自流散并在日后为安置补偿持续上访。

　　作为当年煤矿主管部门领导，张世绪介绍，他制定过一份跃进煤矿遗留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先向跃进煤矿职工征求意见，将问题汇总后起草方案，再将草案拿到旗党政联席会议讨论以后正式实施。其中关于正式职工的补偿，拟定的标准是，基数3000元，外加300元乘以工龄，工作20年的正式职工可以拿到9000元。非正式职工不能拿基数。

　　在张世绪的印象里，当时春成集团分几次共给了数百万元，“特意打到法院清算组的账户上，这样就能优先保障职工。当时有六联单，包括煤矿、经贸局、劳动局、就业局、财政局和公证处六方，补偿款发放与否一定会有签字，经贸局会存档。”

　　矿权谁属

　　至于破产之后的煤矿开发，西乌旗政府（甲方）与春成集团（乙方）于2004年2月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商定，以现有煤矿为中心，周边5公里范围由乙方勘探并开采，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勘探开采手续。乙方在一年内投资5000万元改造现有煤矿，并在日后上马洗煤厂、自备电站、煤化工等后续产业。

　　本着吸引投资的原则，西乌旗政府给予了乙方大量优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现有煤矿的开采权归乙方，甲方将采矿证等证件移交给乙方作为“临时开采使用”，并负责办理各种证件的更名事宜。

　　凭借合作开采协议，春成集团停止了跃进煤矿延续46年的井工开采，投入巨资改造为更为高效和安全的露天开采。据旧有的采矿权证，矿区面积近1.8294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仅每年30万吨，但依据协议，春成集团将采矿区域扩至5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仅接手第一年即达到150万吨。

　　职工们估算，跃进煤矿十年来的产值逾20亿元。

　　合作开采协议中关于采矿权的临时性安排，却成为了日后矿权归属的焦点所在。跃进煤矿原矿长杨显斌，在改制后调任西乌旗国土局矿管股股长。杨显斌回忆几年后他发现，春成集团在改制后仍沿用原跃进煤矿的采矿证，曾催促对方把采矿权变更至自己名下，“但他们拿出与旗政府签的协议，说这事归旗政府办理，不是企业的责任”。

　　在杨显斌调离后，接手的王春成成为跃进煤矿的法定代表人，但由于“办理各种证件的更名事宜”的协议条款一直未实际履行，使得春成集团在缴纳84.32万元资源价款后，一直沿用旧有的采矿权证至今。

　　这导致从权利登记人的角度来说，煤矿的采矿权仍属于至今未注销法人机构--国有跃进煤矿。

　　“当年的旗政府在签协议时，作了一个超越权力范围的承诺，而且事后也没有履行。”一位熟悉改制过程的人士在分析此次矿权纷争的根源时说，“采矿权的变更转让，权力在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厅，旗政府怎么会有权办理？”

　　这位人士也谈到应历史地看待这些程序瑕疵，“那个年代，基层政府对相关法律法规并不熟悉，操作时难免不规范。”

　　发现这一漏洞后，75名职工以这份合作开发协议损害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为由，将春成集团与西乌旗政府及相关部门列为被告，试图借此收回采矿权，并要求春成集团返还采矿收益以及赔偿损失。

　　2014年6月20日，锡盟中级法院裁定，对这一起诉不予受理。理由是，西乌旗政府当年与春成集团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是政府国有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的行政性调整。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不服裁决的职工则委托代理律师向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提起上诉，后者正在研究是否受理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