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一号线的北京故事

　　地铁1号线的北京故事

　　长安街在上，一号线在下。上面8条车道，灯火通明，横贯北京东西，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街道。而地表以下则以3分钟一班的车次，45年不变的路线，每天穿过31.04公里，把约150万人运到23站点，那相当于北京常住人口总量的1/13。

　　在长安街与一号线之间，隔着一层80厘米~100厘米厚的防爆层。600年前，朱棣在建造北京时，在承天门前修建了这条街道，清朝时承天门更名为天安门，渐渐地，从东起东单牌楼，西至西单牌楼，围起了老北京最早的商业街区，也成了最早长安街的雏形。随着北京的不断扩延，这条街道向东西两侧不断延长。

　　从东单向东，一路出建国门，过永安里，至国贸CBD商区，写字楼越来越多，银行家、投行经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世人眼中的精英和塔尖群体沿着长安街沿线一路向东聚集。楼也越来越高，地价、房租也一路飙升，那代表着名望、财富、技术精英、年轻白领、富足人群。

　　“东富西贵”，是很长时间以来流传在北京民间对人群的阶层划分。复兴门一带新改建的金融街，是西边唯一的金融机构；再往西的木樨地，那里是财政部和计委所在地，首都博物馆和中科院也坐落在这里。沿长安街继续向西，是军事博物馆，一路下去，浓浓的府院气息迎面而来，路经公主坟、万寿路，这是全中国的军事中心，军队司令部所在地。而再往西就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公墓以西就到了石景山区，那里是首钢老家属聚集地，北京从军政要地转入老工业区。

　　沿着一号线一路往西，眼看着人们的鞋跟越来越低，同是白领，这之间却有着微妙的区别。

　　因为跨度太大，而每个站点的位置都有它“显赫”的出身，这使得站点本身似乎带上了某种隐喻，成为了某个阶层、某种生活的入口。当你走出自己那一间群租房，在四惠排30分钟的队，被人群推着、搡着扎进地铁时，你是那个挣扎在北京的北漂；而当从国贸下车，一身体面，进入以青春、聪明或底线换来的写字楼的一个位置时，你是中国中心的最贵写字楼里的一名立足者；当你苦闷地在北京做着一份无聊的体制内工作的工作时，或许若干年后伴随着缓慢的升迁你能换来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城市的身份。

　　同在这条地铁上，从不同站点进出的可能是如此迥然不同的人群，他们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和生活体会融入了偌大的北京之中。他们从全国不同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试图从这条线上找到入口，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在这里安顿自己的人生。

　　正是无数个身在北京的故事，串联起北京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个多面北京的不同况味。而这些，都是北京。这就是北京。

　　一、四惠东

　　每天，李征(化名)从出租房走到四惠东坐1号线，从起点经11站到西单，再转4号线坐12站，一个半小时到达上班地。回程再一个半小时，经23站。

　　当李征拎着小公文包，锁着眉头急匆匆从写字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有点儿游离，那样子看似温吞却又烦躁，整个人充满了矛盾。

　　这个地道的山东汉子今年才28岁，却已经有点儿沧桑了。父母种地，一个男孩就这么考了出来。人虽然出来了，面临着这个大城市的一切新鲜东西，可一套价值观还留在玉米地那里。

　　眼下他正跟“么么哒”较劲。他刚从体制内的公务员跳出来，在一家企业上班，负责微信平台，他指着那界面告诉记者，他真的不适应，“这不是矫情吗？”他激昂地说，“话不好好说，干吗要用‘ 亲 ’‘ 么么哒 ’？‘ 冰淇淋 ’不叫冰淇淋，干吗要叫‘甜品’？”

　　他皱着眉头跟我讨论，似乎那是关乎体面的大事。“我喜欢严肃一点的东西。”他指的严肃是那种人民日报体，或者几个学者来讲课或交流，探讨一些哲学、文学、艺术类的问题，之后排成一排，照相，中规中矩发一篇文。

　　可他必须学习“么么哒”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么么哒，我来了”的句子。说的时候很嫌恶，就像每一个字都要花他钱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让他没了兴趣，上班就变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从一出门开始就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作为1号线始发站，四惠东在2000年通车，1号线东侧始发站第一次从西单东延到了东四环外，这也是1号线最近一次的扩延。一条线从此穿起了朝阳、东城、西城、海淀、石景山五个区。又因这一站靠近立交桥，客运、地铁、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日客流量超过20万次。

　　在此之前，四惠东近北京郊区，多是小商品市场，档次、服务效率都不高，住在这里的也是小商贩、打工者、底层务工人员。可1号线一路向东，加上CBD东扩，四惠及四惠东有了新的价值。这个西起大北窑，东至高碑店文化园的地带，搭乘地铁至国贸缩短到了20分钟以内，它因辐射CBD商务圈、与国贸距离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领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写字楼里白领的首选，这一带房子开始炙手可热。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领在这里换乘。在天桥下排队30分钟等地铁，五六趟过去仍挤上不去车是完全正常的。在哪个门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讲究，最好能选中一个强大的人流，顺势被推上去，这个地铁口流行一句话：“选好团队比个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化名)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个小时，上车，换乘，一路西进北上，周而复始，那感觉就像每天都比别人少活了3个小时似的，每天像圆形笼子里的仓鼠一样一直循环地跑，上班是为了下班，下班为了睡觉，睡觉为了第二天再上班。

　　时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体制内不行，现在到了体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这一套也不适应。他在两套标准里出出进进，左摇右摆，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纠结。

　　当初进体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愿，多少是为了满足老家那边对他“出人头地”的期待，他已经分不清了。2009年从烟台大学毕业，又考上人大专业硕士，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是不错的成绩了。初来京时，他颇有几分踌躇满志，一心想取得一个父老乡亲所认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户口，进体制，熬两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攒钱买房，结婚生子，逢年过节衣锦还乡。

　　刚进体制的时候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或影响什么。“我想把大家的心气儿都捋顺了。”为这，他专门做了一个单位内部微信公号，每天推送员工事迹，单位故事。这是分外工作，本以为是锦上添花的事，却被老板找去谈话：“小李啊，你要在这个微信公号上制定一个规矩，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宣传口径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可怎么解释领导就是不听。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开会，学焦裕禄，学到晚上10点再讨论两小时，领导带头表示：焦裕禄是我的神。

　　轮到他发言时，他大着胆子说出真话：“焦裕禄死了二三十年，兰考还是一个贫困县，我觉得当干部没必要成公仆，办事儿就行，我给你服务，你用纳税来滋养我，把这个互相服务的关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无效的。”

　　一句话惹毛了领导。那时他已经动了离开体制的念头。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职的希望，之前干得热心，以为可以提干，却没了希望，之前的下级做了他的领导。之前这下级来北京开会，叫他李总，给他倒酒，现在反过来叫他“小李”，酒也轮到他倒了。

　　离开体制那天，他坐到领导办公室里，“我想走。”领导一惊，“小李啊，我们这么培养你，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你怎么能……”“领导”，李征打断他，“我只是一个党员，我不是干部。”

　　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内心里更深的厌恶压倒了出人头地的想法。骨子里，他一直比同龄人更焦虑，那几乎是一种潜意识，学生阶段他已经开始找工作，同龄人都在享受校园时光，读书恋爱，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它们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当然是指物质方面的：稳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实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两个机会之间犹豫。一个是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个是去爱尔兰交流一年。他犹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里劝他，“出国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

　　对父母那辈人来说，工作就是铁饭碗，找到一个必须抱牢，“出国”属于不务正业。李征很矛盾。一直以来，他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和父母传统的评价体系里摇摆不定。瞧不起一张户口，又必须得到它；骨子里讨厌官僚主义，又真心想进体制。一切机会面前他都倾向于传统的价值观，但当中又透出不甘。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抛下手边这份工作去了爱尔兰。爱尔兰很美，人也悠闲，在湖边散步，不时有鸽子飞起来。他却不安起来：太轻松了，将来怎么办？回国怎么办？工作怎么办？

　　一旦学业、工作、结婚、生子这四件事儿里，有哪一环衔接不上，他马上陷入焦灼。好像这一步接不上，就永远接不上了。

　　他发现，那些固有的东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脑子里，逃也不是，顺从也不是。一年里，他的口语没进步，见闻没增加，吃也克制，玩儿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爱尔兰过了一年中国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尴尬：一回老家，邻居围上来，“李征，你都三十了，还没结婚……”“我才28”他反驳。再就是问户口，问房子，问一个月赚多少。之前，这一套曾经指导着自己全部的奋斗路径，可现在他听着，突然一阵厌烦。

　　自己离老家远了，可北京这个城市并没有接纳他，观念、生活上他仍然没有接轨。如果他胆敢不结婚，不买房，他简直无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无法活在邻居的眼光里。

　　挤地铁挤烦了，他偶尔也会皱起眉，抚着额头问：“我到底为了什么活在这儿？为了父母吗？父母不在身边；为了舒服吗？还是为了更高的意义，可哪儿又有更高的意义呢？”

　　他开始睡不着了。女朋友家里催着结婚，一套房子首付60万，女方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一半，他这份就是拿不出来，家里帮不上一点儿忙。

　　睡前，他偶尔会问女朋友，咱在这儿干吗呢？双方父母掏空了，买房子，还房贷，还了二三十年，六十岁还完，还得再给儿子买套房。

　　28岁，他已经开始叹气了。

　　二、国贸

　　按照一般的职场标准来说，Jolie的条件并不好，父母很早就下岗了，家里在钱和关系上帮不上忙。她自己身体差，眼睛晶状体、玻璃体有先天性病变，一只眼睛几乎看不见，另一只上千度的近视，除了外语上有一点儿天分、让她感觉到容易，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只重箱子，因为那可能让她本就脆弱的视网膜破裂或滑落。

　　大学毕业11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国贸三期的写字楼里。戴着隐形眼镜，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对劲，太大了，有一点外凸，那是长时间戴眼镜留下的痕迹。但一张脸是漂亮的，不仅如此，还带有一种神气，让人感到她对自己的生活拥有着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她就像那种天生就该待在这里的人。现在，她在一家美资的高级律所做市场推广，之前做过的两份工作分别是高级翻译、PICC(“中国人保财险”)评级。

　　她甚至要花一些工夫，用很多术语才能讲清她的工作内容，因为那复杂程度已超过了普通大众能够理解的层面。她语速快，但并不给人压力，声音柔软客气，这显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过好的训练。小城的窘迫童年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她已经取得联合国口译资格，她还想去纽约，想去联合国那样的机构看看。

　　因为她知道平台的重要性，人在纽约，一举一动都是国际级别，就像在北京，随便干点儿什么都是中国、中央这种名头，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爬得高一点，出国就成了容易的事，渠道和距离都不一样了，一些看起来遥不可及的事情会在这里成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汉，Jolie不知道自己会落入哪一种生活里。她上的是理工大学，专业又是英语，加上不到一米六的个头，八十多斤的体重，“联合国”这类东西，离她像天那么远。

　　可现在，站在国贸三期的最高处，她几乎可以俯瞰整个北京城。她是刚从国贸银泰的一家评级公司跳槽后到的国贸三期，采访当天，她刚刚在这栋北京最贵租金的写字楼里工作一周，自己也觉得恍惚。这可是国贸三期呀!全北京最高的楼，如果找不到，保安会让你仰仰脖子：它在这一带楼群中高入云端。那高度就像一种权力，待在这儿的注定是少数人。

　　作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三期位于北京东三环CBD核心区域，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把整个北京城压在下面。

　　它的出现连起了国贸一期、二期，从此，这一带110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就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设计师Brian Lee 对这个庞然大物非常满意，“它把北京的天际线推向了新的高度。”

　　是的，它已经朝天际去了，而这之前，这一带早已把地下的风光占尽。

　　国贸区建在建国门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务区，毗邻东长安街，写字楼、酒店、会所云集，12公顷的占地，43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入驻的企业多是全球500强。可以说，国贸是京城黄金商业带里最黄金的那一块。它的出现让王府井、西单、前门商业区黯然失色。

　　这里要的不是繁荣、热闹、和谐，而是更高一层的东西，比如奢华、孤独、克制。国贸三期里，每一件器物都来历不凡，4.5米高的荷兰皇家宝盾旋转门，9米高的大堂，从以色列专门运来的金黄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顶4组500公斤重的，由600个工人人工吹制的彩色玻璃泡吊灯。6到56层里，有至少37家世界500强企业。

　　而在楼中工作的人也有着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们彬彬有礼又不过分亲密，客气周全而又充满节制，他们拥有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们的工作场所处在最优质的地段，这一切都暗示着权力、位置和身价。

　　Jolie用11年的时光换来了这栋大楼里的一个位置，代价是青春、健康、孤独，和一份毫无积蓄的生活。

　　进入这个大楼的路径并不那么简单。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她铆着劲的要考外交学院的高级翻译专业。这几乎是全国英语类考试中难度最大的，毕业后可做外交官或同声传译。那难度极大，用脑量惊人，可她一路走了过来，那是她在北京立足的起点。

　　本来是可以去外交部的，但一个插曲恶心到了她。研一那年，外交学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块地，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应允，但有个要求，要一个外语好的女生到领导家来当家教，教教英语。学校选上了她，在外交学院这是有惯例的，给领导当过家教，前程远大，将来进外交部或给领导人当翻译不成问题。Jolie以为那真是可以获取成功的捷径。可通知她刚一周，这位领导就因为犯事儿被拉下马，之前的腐败和生活作风问题一下子都被揭出来。她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捷径。

　　同学中90%以上考了公务员，她放弃了，一个人开始体制外打拼的生活。但这不是一条坦途，公平有了，可辛苦是加倍的。这个城市里，Jolie至今没有房，没有车，没有男友；只要她还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没了。这个城市里，她将无法安顿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占Jolie收入的40%以上。因为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这个城市的任何地区，这样一套房子都不便宜，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儿，她把父母从武汉接到了北京。他们很早就下岗了，不能给女儿积累什么资源，有时，看女儿一个月剩到手里的只有三四千，他们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帮着女儿贴补，最初Jolie拒绝，慢慢也接受了。

　　这三四千的收入，她用得很省，“平常我几乎没什么开销”，她说。但一套体面的衣服还是需要的。有时要出国开会，她看看自己“没什么衣服了”，就上网去淘一点，买的都是些颜色大方，富有层次，款式好价格却不贵的衣服，“几十块也可以穿”，最贵的一条裙子，是一个一万块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在北京，要过上和小城里同等生活质量的生活，就要付出吓人的辛劳。外人看来，Jolie这个位置上，连辛苦都是高一层的，比如花一个半小时化妆，为了不让人看出刚刚熬过通宵；住5星级酒店里，只睡上3个小时，第二天就跟着公司高管去以色列开会；6小时的大会，汉语从耳朵里进，英语从嘴里出，6小时下来也不露出疲态。

　　不是不累。在这行里，累也要累得光鲜，如果因为累，放松了对仪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个可怜人。和任何高薪、高压的行业一样，任何一点儿邋遢、疲乏都会让人不堪，因为它会将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鲜之下没车没房、没有储蓄、没有背景的真实里。

　　说白了，自律就是为了那一点体面。她已经能熟练驾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针织衫，穿着经过巧妙的搭配，颜色上富有层次。一个美人的生活总让人充满猜测。跟那些累了就可以在外表上放心大胆垮下来的人相比，职场对这些小白领总要更残酷些。

　　这就像个悖论。在北京，处在她的位置和阶层上，就必须消耗自己来换取资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资源，但技能又完全没有办法用，高级翻译、评级这类技能超过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换一种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环境降低一层，去适应一份有车有房的二线城市生活，对她来说已经完全不可能。处在眼下这份生活里，她只有进没有退，北京给了她好的一面，这一面她要踮着脚才能够到，但这已经足够把她架在这里了。

　　只是，无论她穿得多么体面，每天从国贸三期走出来，她必须从一号线进去，扎入人海，进入最真实的北京生活，那里没有大吊灯，玻璃咖啡厅，甚至要踢着菜叶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铁，到家，一路下去就像过了三重天。

　　那幢大楼里，她连买杯咖啡都还需要用导航，别的名品店更是一无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么绕过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铁入口。

　　当她绕过国贸地下商城，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还没走到头，一股热气就来了，空调弱了，气味也大了，从这儿起，优雅就不要紧了。要紧的是泼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挤着、推着、搡着，就这么进了地铁一号线。性骚扰是常有的事。“你往我身上靠是什么意思？”“你刚刚把手放在什么地方了？”有时对方不认账，反咬一口：“谁摸你了？你以为自己很漂亮吗？”

　　对着干不是办法，要紧的是引起注意，对此她已经很有经验。最好大声讲出对方的行为，讲得具体、有细节，让人脸红为最佳，几十双眼睛就会一下子唰地看过来，那比什么都有效。来京10年，她早已身经百战了。

　　小时候，Jolie就看不起身边那些没有野心的同学。一个朋友对她说，你看，我家在这条路上，我的小学、中学都在这条路上，考个大学也在这条路上。“你一辈子就死在这条路上了。”她想。

　　她不同，上大一时，家里拿学费都困难。穷家小户人家，人漂亮，心气儿格外高，觉得武汉装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认识的她的人都知道，这女孩从小优秀、拼命、求胜心切，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东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说，这好胜背后，其实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当于半个残废。”但即便这样，她依然很注意着眼部的修饰，戴着隐形眼镜。这有磨损角膜的风险，但国贸三期里，一个体面的外表还是要紧的。

　　“我累的时候顶多声音低一点，但不会让人看出我很累。”她说。这栋光鲜的写字楼里，所有人都那么时尚、得体、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们花了多大力气让自己“看起来轻松”。

　　午休时，她也到楼下逛逛，那些名品店里有人买包，十几万，直接掏出现金来，律所的同事一年赚七八十万，反而不这样花。“那些看起来很好的人都辛苦过，所以他爱惜自己，绝不会很粗鲁地去炫耀这个辛苦。”

　　新换这份工作给了她丰厚的薪水，房租在她薪水中所占的比例从40%降到了20%。但她仍然认真地跟星巴克前台讨论着她的积分卡里可以怎么搭配一份套餐，而避免重新买咖啡。

　　在武汉时，她一直觉得能来北京就是到天了，那些在高楼里工作“都是少数人”，现在回头一看，“那东西已经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觉的就这么走着，我也成了少数人。”

　　层次越来越高，年龄也越来越大，男人面前，她很尴尬。同龄男人中优秀的早有了家庭，年龄小些的又要娶更小的女孩。她说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开放的，但显然还是怀有顾忌，强调地说起国外对30岁女人的追捧和宽容。

　　在一些细节上，她偶尔会露出软弱。出差时，拉着箱子站在机场，航班信息在屏幕上滚动，字小，距离又远，她看不见，这种时候她会有点儿黯然，“如果身边有个男人就好了。”之后她又会补充一句：“其实就是找个苦力，别的方面自己都能搞定。”

　　但身体始终让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让人不安。我做口译也是为这个”，她指指眼睛，“将来坏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

　　三、永安里

　　李海鹏已经人到中年。这个年龄上，他算成功了，但仍然在跟自己较劲。二十年来，他一直试着在爱好、才能和世俗的成功中找一个平衡点，每一次都对自己的选择非常肯定，怀有雄心和激情，但每一次选择都不长久，这让他显得过于理想而又有点儿轻率。

　　作为《时尚先生》全线产品出品人和杂志总编辑，现在的李海鹏是一个决策者了。在这之前，他当过文人、小说家、《南方周末》名记者，《人物》杂志的主编，对报道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嬉笑怒骂，写一手好文章，永远“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熟识他的人说，李海鹏内心里其实是个少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单纯，这可以解释他性格里的犹疑、敏感和躲闪。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个庞大复杂时尚集团里做到高层。当他从世贸天阶时尚大厦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的衣着打扮跟周围的环境非常和谐，灰色宽松窄脚裤，纯白T恤，个子瘦高。一年前，他的着装风格还在时尚边缘滑动，充满了试探性，现在已经稳定下来。

　　每个星期，他要上班三天，比起早年自由的记者生涯，这频率已经不算低，每天，他从五棵松附近开车出来，拐上长安街，一路从西往东，“西边很安稳，小市民的生活，然后你过了东单马上就变了，能看到国贸三期了，再到东边就很躁了，四惠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新北京。”

　　现在的李海鹏不用再挤一号线了，他开车走在长安街上面的世界。那线路和1号线是重合的，但从地下到地上，他用了很多年，终于在永安里这一站，他找到了一个出口，实现了身份上的变化。从记者、文人变为一个管理者。

　　“永安里”本是个祥和的名字，位于朝阳区西部，50年代命名，取安居之意。这之前，这里是平民区，分布着刘家楼村、祁氏菜地、小蓝靛厂。50年代才建起了住宅楼，90年代时，这里不过还是一条狭窄的商业街，两边用铁板搭起来的简易平房，这里最出名的是那一条秀水街，露天小市场，兜卖些丝绸瓷器，价格实惠，世界闻名。

　　当秀水街从露天市场变成大厦时，永安里早已不是之前的永安里了。这变化是从2004年开始的。如今，这一带路面宽、大厦多，现代而整洁，西至王府井东至国贸，它处在之间，像一个微妙的过渡，媒体、文化企业多在这里的写字楼里。

　　现代生活对人构成的威压感不如国贸那么明显，但显然是讲究速度和效率的，他感到人们连走路的速度都要比西边快，每个人都带着急迫感。

　　从永安里出来之后，他继续向东，两年后他的办公地点东移到了北京最浮华的地标——世贸天阶，那里是他新的东家时尚集团的办公地点。

　　随着年龄增长，李海鹏说自己已经越来越娇气，即使限行不能开车的时候他也宁可打车，那样即使堵也可以堵在自己的空间里，也不用人挤人。

　　空间有了，时间却越来越少。这幢大楼里，李海鹏总是行色匆匆。事务性的工作完全占据了他。比起《南周》《人物》，时尚男刊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跟新闻和文学的关系都已不大，但他依然以一种近乎严苛的认真态度，在一篇关于晨勃、睡前做爱的稿子上反复修改。

　　他过度的认真，让人感到他似乎有一点焦虑，或急于做成什么。

　　20年前，李海鹏是个不折不扣的校园诗人。早年认识他的伊险峰回忆，李海鹏长得“又瘦又白”，“透着股神经质的劲头”，同学们不待见他，叫他“写诗的”，当时这不是一个很受尊重的称呼。

　　回头想，他觉得自己错过了那个时代，走入新闻或者时尚，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意思。到现在他都清晰地记得那变化。1993年，他还在辽宁大学读书，突然一夜之间，全校人都开始排队买认购证，这是一个买股票的权限，领了这个，倒手出去，能卖到一两千块。“一周之前，如果你是一个写诗的，画画的，你就是校园偶像，一周之后你就是傻×。”他站在两个时代的夹缝里回不过神。

　　如今20年过去，李海鹏早已愿意跟商业的东西讲和，或至少不那么疏离。他坦言自己现在想要做的就是个“好东西”，这个“好”是从产品角度来说的，不管这是一本好的新闻杂志，还是好的时尚集团，他只追求“好”，无关属性、内容。

　　显然，比起近新闻的《人物》来说，《时尚先生》更能帮助他达到这一点，因为它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丰富的广告，好的规模，这一切让做好一个产品这件事儿成为可能。

　　可时尚也是门大学问，做了多年的记者和文人，这不是李海鹏熟悉的行业。时尚大厦里，男男女女光鲜亮丽，言必提及品牌，语句中夹杂英文，专业的目光从另一个行业里射过来，像能直接穿过你的衣服，看到那背后的标价牌。

　　领导这么一群人，衣着、品牌的东西要恶补吗？“学一点儿吧”，李海鹏说，说时露出困扰，“我不可能完全学会，看不懂那东西，你要说哪个衣服好看，我确实看不出来。”

　　他说自己早过了二十几岁适应环境的年纪，别人都时尚，他会不会显得土，这问题他早不关心了。但早年跟熟识李海鹏的朋友说，最近一次约他见面，李海鹏问的第一句话是：“你觉得我的鞋怎么样？”

　　同在一个集团里，跟他同样级别的人状态与他完全两样。他们会在798租下一个店面卖自己用过的二手货，光鞋就二百来双，卖了十分之一就收回十万多块，“你想想他们的钱都花到哪儿？他们的生活是这样的!”惊讶之余他也感到了大家的差别，“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地尊重人家的专业，你去随便说人家这衣服不好看，这真是不行的!”

　　李海鹏的收入还是花在扎实的生活层面，不过他已经开始修改时尚的稿子了，38页，时装周的，米兰、巴黎、伦敦，他都敢改，“是稿子就还有基本规律在里面”，这部分是他熟悉也敢动的。

　　比起新闻杂志，《时尚先生》的环境要复杂太多，那牵扯到更多利益，但李海鹏看来，这好处远比代价要多，“《人物》拿不出《时尚先生》的商业模式。”这模式未必对报道的质量有所助益，却可以实实在在地拉到广告，产生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即使《时尚先生》(内容)做坏了，那又怎样呢？照样一百三十多页的广告，《人物》做再好，也只有二十多页广告，这个东西不是你做好就行的。”

　　他谈起数据、量化指标和一般意义上的成功。

　　早年在《南周》做记者时，李海鹏听到同事们聊天，一个同事说：“那当然了，搁谁谁不愿意做主编？”当时李海鹏很诧异，“人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那时他跑新闻，做采访，常常一碗石锅拌饭，一份大酱汤，一手举着杂志，从一个小记者的奔波自虐里感到满足，为每一篇稿子的付出跟编辑讨价还价：“我能不去吗？太累了。”

　　编辑劝了他一个小时，那次他刚刚做完一个大稿子，处在疲劳期，出差太久，整个人都乏了，死活不接第二个活儿，“海鹏，为了公共利益，你也得去啊。”这就是个结束语，可李海鹏一听，“行那我去吧。”当时的李海鹏是可以被“公共利益”四个字说服的。

　　入职《南周》头两年里，他是发稿量最大的记者，那频率接近每周一篇。那正是《南方周末》的美好时代，广告过亿，2000年一个普通记者月薪两万，夫妻俩在南方系工作两年，就能在四环买一套房。受广东省委的保护，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觉得自己真的可以胸怀天下，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也有审查，但没人当回事。

　　李海鹏说，他也写过几年的发刊词，但都不如鼎盛时期那么感性，那么动人。他也写过一些有感召力的句子，但写得心虚，远不比当年那拨人真心相信“阳光打在你脸上，温暖留在我心里。”

　　靠稿费赚来的积蓄，再从几个朋友那儿凑了6万块钱，他在玉泉路买下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104万买下来，首付只要30万。把稿费兑换成一个数目，然后用这个来过生活的时候，记者这一行的辛苦和压力就很明显了。

　　那时他已经有了口碑和名气，要不断满足大家越来越高的期待值，这事儿让他疲惫不堪。他觉得没意思。“新闻这个工作本来就没意思，不过是个订制产品，你做好了，一次两次，有人夸你，你就把这个事情重复下去，可归根结底它不是很有意思。”

　　回顾本心，他做这行不过是因为喜欢文学，因为对自己能否当个好作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对天分这事儿也不是很确定，懵懂入了新闻这行，入了之后又做得不错，渐渐有了偏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对周围的评价异常看重，他就是依赖这些评价在行业里留下来，这行本身的一些东西，比如与人搭讪，保持人脉，并不那么吸引他。

　　可是，他面临的质疑也开始多了。汶川地震时，一众报道中，李海鹏的《北川灾后残酷一面》出来，毁誉参半，有人指责他在灾难面前还想着“作品”，细致冷酷中似乎带有一种想要与众不同的企图，这样的评价是李海鹏反感的。

　　年龄和心气大了，再往上走开始变得困难。恰逢报道结集《佛祖在一号线》出版，很快销量过了十万，在六个月时卖到了最高峰，他知道“那是口碑式传播的”，李海鹏为这感到欣喜，这数字给了他一些信心，他觉得自己可以退出新闻，回归纯文学了。

　　“如果你内心一直认同的是严肃文学，什么让你在这行留下来？”“软弱。”他想了想回答说。

　　写小说是个漫长的过程，意想不到的是，当他直面这项自己最看重的技能时，他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笨重和紧张。《晚来寂静》自序里，他笔法隆重，意象繁密，失去了所有的幽默感。

　　写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调，一句一句地修改，非要改到句子“淙淙作响”，写到后一半他开始觉得吃力，情绪反反复复，早起觉得还不错，晚上又觉得写了一堆垃圾。还差14万字时他完全写不下去了，草草收尾，临到出版前又砍掉了2万字。

　　之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受生计和职业的裹挟，没有机会认真对待自己的天分，可真正认真起来时，他发现那不是一个愉快的体验。“就好比一个35岁的处男，从来没搞过，第一次搞，又紧张又兴奋，他能搞好吗？肯定不能。”

　　小说没写完他已经想见人了，想听见人说话，想跟人交往，《博客天下》邀请他出席一个活动，那活动规格不高，但他痛快答应了，“我被关在洞里太久了。”

　　小说卖了五万册，版税30万，李海鹏又出山了，这次不是作为名记者、小说家，而是主编。《人物》杂志里，李海鹏抱着随时要走的心态，提了薪水要求，一个月两万。出版人应允了他。很快，靠“李海鹏”这个名字聚集起很多人，理想主义又一次被提出来，所有人为了这一点熬夜、较真、付出他十年前为这行付出过的辛劳。

　　当他离开的时候，这群被理想主义聚集起来的人乱了套。可李海鹏说，他并没有投入什么心血，也没有对这地方真正的寄予深情。那思路和他转做《时尚先生》是一样的，不过是想做一个产品，这里条件不足，就去那里，他要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成功。人到中年，李海鹏对“理想主义”的看法，跟早年不同了，“理想是需要商业支撑才可以的，没有这个肯定是要折的。”当年，他从那个封闭的环境里跳出来，来到北京，怀着文学上的一股偏执，在新闻行业四处打工，现在资源有了，名声也有了，“我还在那辆车上”，他指的自己内心里真正的文学梦，可《时尚先生》的日常杂务依然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现在，他正筹划着去东边买房子，位置大概在通州一带，一来上班方便，二来那群早年跟他一起来京的朋友都住到了东边。早年李海鹏是讨厌东边的，他把房子买在玉泉路，就是喜欢西边的体面、优雅、文气，可如今他沿着一号线一路往东，那感觉很微妙，人们连走路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躁，而他的生活、工作也在一路沿着这条地铁向东迁移。

　　《晚来寂静》序言里，李海鹏郑重写下，“倘若不是作为一个作家死去，我的一生将毫无意义。 ”

　　“现在还这样想吗？”李海鹏思索了一会儿，“是这样啊”，他说。那口气有点儿沉吟。

　　四、天安门

　　“说句无耻点儿的话，我就是这个城市的受益者。”曹宇说。

　　他三十出头，走路的姿势很讲究，一步一步像踩在节奏上，颇有几分好整以暇的调子。他与李征算是同龄人，却好像从没吃过苦，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父母又在都在体制内工作，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把这看似平顺的人生归结为自己是个北京人：“我特别有主人翁意识，这一切都因为我出生在北京。”

　　采访这天，他把地点定在王府井华尔道夫酒店。那天下雨，他提前一小时到，见面时，他拿了一块手帕。“我不用纸巾”，他说：“那不环保……而且有毛儿吧？”

　　显然，他过着不错的生活。“我工资的确不高，我又想维持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生活，那不能去偷去抢啊，有时就需要父母救济一下。”他解释说。

　　大二寒假，同学回老家了，他去学橱窗陈列；大四下学期，同学都去实习，他去中国美术馆当志愿者，同学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他在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一看看三天，发现这事儿最能消磨时间；毕业那年，别人一遍一遍改论文，他改了却总通不过，送了中国美术馆的几张赠票给老师，论文就过了。

　　剩下的就是追求美，起居的美，饮食的美，艺术的美。高中毕业，家人与艺术研究院老院长是朋友，托他带一个暑假，他每天泡在恭王府藏宝阁，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中午吃完盒饭剩下的米粒不用扔，直接扣在翘起的房檐上，第二天被鸟儿吃得干干净净。

　　在艺术上，他确实有不少见地，会临帖，写一手好字，学过画画，可以张口说出一串19世纪画家的名字，在中央美术学院读过在职硕士，很多美术界人士都是他的朋友。

　　但这些跟生存技能无关。他也试过拿爱好当工作，在今日美术馆五险一金当一个公共教育部主任，干了一年半，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他离开了，“工资、水电、对民营美术馆都是很大的压力，现实永远比你的心理准备严峻得多啊。”

　　兜来转去仍然回到体制内，回到原点。

　　同在体制，他和李征的状态完全另一样。他家在西城区，工作单位在太庙里，就在天安门广场东北侧，很少挤地铁，每天上班“非常幸福”，沿路都是名胜古迹，“走前门也是美，景山后街也是美，开车、打车、自行车、公交车无一不美。”

　　偶尔搭乘地铁的话，他从天安门东下车，出了地铁口，两重安检，不可逆行，8条车道，120米宽。在重要日期，天安门东、天安门西这两个站点，地铁过而不停。

　　这里是北京城的中轴线，明清时，这是权力的禁忌所在，永乐年间名“承天门”，顺治八年更名“天安门”，取“外安内和，长治久安” 之义。

　　如今，这一带混合了政要、游客、外国人、底层商贩、执勤兵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特警，来的人有着各自清晰的层级。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个神秘的所在，而对中国偏远地区的市井小民来说，排队3小时，看5秒钟毛泽东遗体就是莫大荣幸。

　　骨子里，曹宇本就有老北京的性子，生活上很多事情不愿意努着，差不多就行了，人活一辈子，开心是要紧的事。对他来说，人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去死，要么积极的活着，没有C选项，没有更高意义，不选这两种，反而去挑战规则，结局就是个输家。

　　组织学习焦裕禄的时候，他也看了电影参加了讨论，这讨论让李征差点掀了桌子，可曹宇觉得那很应该。“就好比一个时装编辑去看秀，大品牌给他出了机票和酒店，他回来还对着品牌大加批评，这不是心理有病吗？”

　　他喝了一口水，“你是体制内的，组织上培养着你，给了你这些条件，让你去体会、去欣赏，去观摩，让你看看焦裕禄，回来自己有个正面认识，你就觉得痛苦……要我说这种人就应该从党的队伍里开除出去。”

　　“你不是游戏规则制定者的时候，你想挑战规则，就只能是一个傻×。”这是曹宇的原则。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制内工作要学会尊重上下秩序和领导，从他身上找出优点说服自己，对抗没有意义，“伤害自己”。

　　他一直尽力遵从这一点，和很多北京小孩一样，这城市就是他的，活着就为了感受这个城市带给他的一切。每天他做完党建工作，下班回家，洗完澡，换上衣服，半躺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打开落地灯，放上音乐看看书，什么都看。也看“体制内”的，学学党最近的思想动态。

　　他说起那安全感的来源：最好的医院都在北京，高考分数低，买车都比外地人容易，医疗报销，养老负担低，大家都是北京人，条件又好，脾气都该比外地人好，觉都该睡得比外地人香：“得洒向人间都是爱才对。”

　　只是谈话中，他始终对本职工作谈得不多，他说起在中国美术馆、今日美术馆的工作(提到建筑对人的影响)，它们并不正式，有的是兼职，有的维持过一段时间，但他用这些串起自己的履历，更愿意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艺爱好者。

　　早年在今日美术馆认识曹宇的人告诉他，再见到他几乎一惊，他的状态跟当年完全两样了。听这话时他有点儿怅然。当年他人虽然懒些，但还是一心爱文艺的，每天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临走还要在美术馆里逛一圈儿，舍不得走。

　　那为什么选择现在的工作呢？

　　他回过神来：我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呀!我看《新闻联播》是会哭出来的，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我得回馈社会呀。”

　　五、西单

　　为一个电影梦，蒋璐霞从内蒙古通辽跑到北京来，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打星，像释小龙那样。这想法不过分，老天给了她一副好样子，一个好身体，加上从小就对动作类的东西有种天分，她有做这样梦的本钱。可11年后，28岁的她没有成为任何人。

　　说起电影上的作品，她有点儿黯然，想了想说，“我在港台那边更出名”，因为她多演一些僵尸片、恐怖片，那些内容在大陆是无法公映的。

　　她身上充满着矛盾和不协调的东西，单看脸，她很美，妩媚当中透着股英气，女演员中少有这么清爽利落的长相。但举手投足间，她似乎对自己的美毫无意识，更不知道怎样运用它，眼神直通通地看过来，说话粗声粗气，仍像所有运动员那样横着走路。

　　大部分的时间里，她生活得更像一个运动员，而非演员。比如每天1000个俯卧撑，1000个引体向上，两腿绑上沙袋爬山，一个月练出了腹肌；没日没夜地练剑，甚至跟着格斗士学搏击。

　　漂亮而会打的演员一向稀缺，可她摇摇头，表示想不通也无法解释为何自己始终籍籍无名。之后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红不红是要“靠命的”，说这话时露出感慨。

　　很难想象，这就是那个2007年横空出世的网络红人“猫耳宝贝”。曾看过那组视频的人都记得这个女孩，当年她21岁，跟芙蓉姐姐同批出来，却讨喜很多。短发，中性打扮，白皙有灵气，在少林学过武，身手好极了。视频中，在北体宿舍里弄拳脚，耍棍棒，一组动作做完，总要对着镜头眨眨眼或握握拳，清爽俏皮。

　　直到现在，她都一一叫得出北京许多媒体的名字。当时，他们一个一个地等着采访她，她推都推不过来。来北京11年了，像样的出名就那么一次，之后名声远离了她。

　　说起来，视频里的动作是她编的，但整个的策划和心思都来自于经纪人。那时播客正红，很多人出来了。蒋璐霞还在北京体育大学念大三，这视频让她第一次被人看到。

　　和很多网络红人一样，观众兴趣一过，新的红人取代了她。

　　蒋璐霞生在内蒙古，父母从小不怎么管教她，年纪轻轻送去武校，后来又学过少林，没读过多少书，人际关系也简单，常常打几场比赛回来，进了学校要问人：“我是高一还是高二了？”这注定了她在社会关系中的单纯和笨拙。显然，她不是那种能在一个环境里摸清所有关窍，顺势把这条路打通的人。她不太看得清自己的优势，更不懂得怎样增加它，只一味地练着肌肉，很努力地举杠铃，只为那块肩部肌肉的线条可以更好。至于这努力的方向是否对她的事业更有帮助，她浑然不知。

　　视频出名之后，开始有广告找到她，让她做一个跳水动作，给郭晶晶当替身。说是跳水，底下却没水，平铺了一层纸箱子。没防护，没保险，就这么跳下去。

　　在北影厂，一米高的台子，“翻下去!”导演要求，她照做了；高度加到五米，又翻下去。一天之内高度加到北影厂棚顶那么高，“跳下去!”导演喊。下面是空的，比在地上看着还要感觉高，她看了一眼，腿开始抖。导演不管这个：“你行吗？”“行。”“录着呢，翻吧。”她牙一咬，蹿身跳出去，下坠、抱腿，前空翻。平躺在纸箱子上时，她看见导演眼睛一亮。

　　从这天起，她和电影这个圈子真正沾上了边，但也只是沾边而已，从此“猫耳宝贝”的视频也不再做了，对她来说那与她的电影梦没有关系。可真正入了电影圈才发现，一个网络红人一旦脱开这个身份，一头扎入电影、娱乐这个圈子，就好比针投入了大海，很快淹没进去。她开始了一个武打龙套演员的生涯。

　　因为常在长安街东西沿线约见合作人，2009年研究生毕业后，蒋璐霞租住的房子都在1号线沿线，从高碑店到西单她都住过，西单住得最久。

　　和国贸一带不同，作为与王府井、前门齐名的北京三大传统商业中心，西单最老旧，也更大众，核心地段880米，延伸长度5400米，每天20万人在这里进进出出。

　　这是最早的长安街西起点，因有单牌楼，额题“瞻云”，在皇城之西，故称西单牌楼，简称西单，与东单相对，两座牌楼圈起了老北京最早的商业旺铺。

　　1930年起，先后建成的厚德、福寿、益德、临时、惠德、福德六个商场统称为西单商场，是当时北京西半城的繁华商业中心。70年来，这一带经过了股份制、扩建装修，营业面积扩大到3万余平方米，京城老百姓到这儿买家庭大件儿，汉光百货、西单文化广场、首都时代广场里，遍布着大众时尚百货。

　　这一带人员混杂，因此也有一种自由，常有住在五环以外地下室的打工小妹，一路黑丝袜、大浓妆的坐到西单，在地下商场里打一份零工。

　　同是商区，从国贸，到王府井，再到西单，那地位已明显下滑，价钱一级一级降低，而品牌也从高级奢侈品，到西单的时尚大众百货。人群也阶层也在变化，要进入到国贸一带写字楼的生活里，知识、教育、好的头脑是必须的，但在西单，你可以凭一份纯体力工作，低门槛的进入这个城市，如果还需要什么的话，那就是青春、勇气和耐心。

　　这是籍籍无名的日子里，一个年轻女孩能付出的全部。那段时间里，蒋璐霞身上长年带着伤，早已经没了痛感。有次去青岛拍戏，她对海风过敏，全身脱皮，一层一层，没法上妆时导演才叫助理陪她买了点儿化妆品，其他时候照打不误。她说自己在剧组为人踏实，这圈子太小，她注意着别传出不好合作或太矫情的名声，可她的一切付出和努力都似乎没有帮助到她更往前一步。

　　她也会琢磨别人是怎么红的，想不通时就把那归结为运气，她眼看一个男演员签了约，一直没戏，最苦时一年赚5000块钱，自己都养不活。换了个老板就好多了，一年中连给他量身定制了3部戏，部部都是男主角。她觉得自己只需要运气好一点，功夫精一点，这样的机会或许某天就从天而降了。

　　她知道混圈子还涉及人脉、心思，及对自己优势的使用。她漂亮，但却不擅长文戏，难体现内心细腻的部分；功夫立本，但几乎从来没有“主动见组”这样的事，深信“做得好一定会有人找上来”。而对于什么才叫“做得好”，在她来，无非一味地下苦功夫，练危险动作。

　　女孩里很少有沾“跑酷”这项运动的，可她也敢练，只为了挑战别人不会的，她觉得这也是一种提前准备。“跑酷”来源于Parkour, 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大训练场，一切围墙、屋顶都可以爬，算一项街头极限运动。

　　2012年底，就为练这个，她三步上墙，一脚撑着，头向下后空翻，本该一个转身，漂亮落地，可头先着地，下巴插进胸口，耳边只听三声响。锁骨断了，胸骨全部错位，颈椎、神经都伤了，“胳膊像过电一样，感觉一会儿粗，一会儿细，手指僵了，握不起来，不能走，一走就摔，腿是瘸的，像踩了棉花。”

　　别的坏了都好，“可坏的偏偏是我吃饭的筷子”，没了这身功夫，她谁都不是。这之后，她把所有戏全推了，她一个人回到内蒙古老家。会动、会打的时候，北京有她待的地方；不会打了，活在这儿就难了。她退掉租住的房子，颈椎不好，脑供血不足，记忆力一天比一天差，东西放下，马上找不到，“我完了。”

　　她觉得整个世界荒唐可悲，并第一次注意自己的年纪。之前只嫌年龄大，这会儿，她惊觉自己伤得太年轻了。

　　还能做什么？说、写都不行，只能做教练，“教练也要示范，可我不能动。”6岁学武术，每天练功10小时，练得尿血，呕吐，一进入练功房就头皮发麻，就为一件事儿：拍电影。现在这梦做到一半儿，草草收尾，她十二分的不甘。

　　她开始信命了。北京那么大，大到给她一种错觉，你可以在任何圈子、任何生活里出入，只要愿意。但那时起，她知道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可能用尽全力也不过成了一个炮灰，或被这个城市生生消化掉。

　　在内蒙古的家里休养了整一年，2013年底骨伤好了之后，她回到了北京，依旧练起招式，但有一点，她开始怕了。一些心理习惯留了下来，一个事情出了先往坏处想。焦虑成了坏习惯，更要命的是，那之后，再回到那种松弛无畏的状态就很难了。

　　说这话时，她正双手搭在座椅扶手上，腰挺直，腿叉开，用男人的那种坐法坐在椅子上。如果不看那一张脸，你几乎要怀疑那就是个男人。可她说自己是容易露怯的，动不动就紧张起来，就这么坐着说话，她都能攥起拳头来，因为肌肉一直处在不放松的状态，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时时刻刻抓着她。

　　她不那么逼自己了。“我再给自己五年时间，五年不成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