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金三角产生万名资产过亿富翁：开奥迪显得土

【封面故事】“煤炭金三角”的“铁锈地带”

山西朔州

内蒙古鄂尔多斯

陕西榆林

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这里是中国的“煤炭金三角”。

2013年，这一区域的煤炭产量占据全国总产量的近1/3，成为我国“工业粮食”的“主产区”。

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也是“煤炭金三角”的“黄金十年”。这里，因煤而兴。

这里曾创造出神话般的GDP增速，这里曾喊出“人均GDP超过香港”的豪言壮语；这里的一座城市，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曾高达1500亿元；这里的一个县城，曾经在全国率先推行全民免费医疗；这里曾经“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这里曾诞生了1万多名亿万富豪，这里的车展单日销售金额曾高达近亿元……

然而，随着煤炭行业的持续低迷，这里似乎也迅速“因煤而衰”：经济降速、企业停产、外来人口剧减、民企资金链趋紧、服务业萧条、巨量民间财富严重缩水……

“煤炭金三角”，开始步入“铁锈地带”？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韩文 朱日岭 王群 任重︱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报道

名词解释【铁锈地带】

上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在经历了重工业化时期的繁荣后走向衰落，大量工厂倒闭，到处是闲置的厂房和被遗弃的锈迹斑斑的设备，因此这些老工业基地如俄罗斯的乌拉尔山、美国的俄亥俄州被形象地统称为“铁锈地带”，相关时期被称为“铁锈时代”。

中国“煤炭金三角”：上万名亿万富豪的“出生地”

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山西朔州——在中国的版图上，这是一个横亘黄河的三角形，也是中国煤炭资源最富集的“金三角”地区（下称“煤炭金三角”）。

2013年，鄂尔多斯、榆林、朔州三市的煤炭产量分别达到5.76亿吨、3.39亿吨、2.20亿吨，位居中国产煤市前三位。加上“煤炭金三角”腹地属河东煤田的山西省忻州市河曲、保德等县，这一区域的煤炭产量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近1/3，成为我国“工业粮食”的“主产区”。

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6年后，在“电煤告急”的背景下，中国煤炭行业度过“冰河期”，快速复苏。一直持续到2012年下半年的这轮行情，被业内称为煤炭行业的“黄金十年”。

10年里，坐落在中国最大煤田“神府东胜煤田”（核心区域位于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和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鄂尔多斯与榆林，因煤而兴，富甲全国，分别被冠以“东方迪拜”、“中国科威特”之称。

2008至2012年5年间，鄂尔多斯GDP年均增长18.5%，2012年达到3656.8亿元，人均GDP 29500美元，超越西班牙、韩国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32.5%。2013年该市人均GDP首次突破3万美元大关，为31768美元。

榆林的表现也同样耀眼。“十一五”期间，榆林市GDP年均增长18%，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2.95%，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39%。2012年，榆林市神木县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GDP双双破千亿。

与榆林和鄂尔多斯相比，能源重化工基地朔州则稍显“年轻”，版图也更为袖珍——只有1万多平方公里，是榆林的1/4、鄂尔多斯的1/8。2013年，朔州的GDP总量为1026.4亿元;人均GDP 9527美元，连续两年稳居山西省第一位;地方财政总收入216.06亿元。

新世纪以来，煤炭行业投资进入“井喷期”，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涉足该领域。“煤炭金三角”，除朔州没有公开数据可考外，其余两地的富豪人数颇为可观。

早前有媒体报道：鄂尔多斯亿万富翁超过7000人，资产上千万的人至少有10万，每217人中就有1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

与鄂尔多斯相比，榆林的富豪数量毫不逊色。2011年，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投资曾发布《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陕北篇》，报告称榆林资产过亿的富豪在7000人左右。

有媒体曾这样描述辉煌时期的神木县：“在这个小县城，站在马路上，不超过1分钟，会有一辆超过百万的豪车从你面前驶过，路虎比较多，你还能看到劳斯莱斯、法拉利 、兰博基尼的身影，甚至过千万的豪车都不稀罕，开一辆奥迪A6都显得有点土气了。”

忧心忡忡的官员和煤企

“今年可能是最艰难的一年”

2012年底至今，煤炭价格断崖式下跌、行业大面积亏损，市场恐慌情绪持续蔓延，新的“冰河期”正在悄然来临。

由于煤炭行业的持续低迷，“煤炭金三角”各地不同程度“患上”经济降速、企业停产、外来人口剧减、民企资金链趋紧、服务业萧条的“综合征”，借道“地下钱庄”涌入煤炭、房地产领域的巨量民间财富，被大量蒸发或严重缩水。

统计数据显示，此前数年保持高速增长的鄂尔多斯、榆林、朔州，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同比降幅明显。

从2013年开始，“鄂尔多斯速度”被动刹车，去年GDP同比增长9.6%，今年一季度GDP增速再次下降为7.5%；今年一季度朔州市GDP同比增长4.1%，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5.4个百分点；据初步测算，今年一季度榆林市GDP同比增长7.1%，比上年同期回落1.4个百分点。

一个曾经不断诞生“造富神话”的“煤炭金三角”，如今成为学者眼中光环不再的“铁锈地带”。

5月中旬，《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历时十余天，对“煤炭金三角”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

央企掌控“金三角”

神华坐镇榆林和鄂尔多斯，中煤驻守朔州

由于资源的富集，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煤炭行业的两大央企神华集团与中煤能源集团率先进入“金三角”，神华集团坐镇陕、蒙的榆林与鄂尔多斯，中煤能源集团则长期驻守山西朔州。

2013年，神华集团煤炭产量达到4.96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4%，其中近一半产量由神府东胜煤田上的神华神东煤炭集团公司（下称“神东集团”）贡献。

神东集团总部位于神木县大柳塔镇，职工超过4万人，矿井覆盖陕、蒙、晋三省区，是神华集团的核心煤炭生产企业。记者了解到，神东集团旗下19座煤矿几乎都处于“煤炭金三角”，其中内蒙古10座、陕西7座、山西2座，全部为1000万吨以上矿井。此外，该区域还有神华集团的另一个“巨无霸”——神华准格尔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拥有黑岱沟、哈尔乌素两座年产超2000万吨的露天煤矿。

2013年，中煤能源集团煤炭产量1.92亿吨，其中有1.2亿吨来自山西朔州，其旗下核心企业中煤平朔煤炭集团公司（下称“中煤平朔”）的产量几乎占到集团产量的70%。

多数当地人认为，中煤平朔是朔州经济繁荣的主要依托，不仅地方税收贡献大，围绕中煤平朔直接或间接从商、就业的人群非常庞大，关系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

“2012年，我们利润税收突破了‘双百亿’，朔州财政收入210个亿中，有一半是中煤平朔贡献的。”中煤平朔一位中层领导颇为自豪。对于今年的现状，他不太乐观，据其透露，今年前4个月中煤平朔的利润只完成了5个亿，这对企业与地方财政影响巨大。

朔州市政府某工作人员告诉记者：“5月市里召集各部门频频开会，领导有些着急上火，主要是马上要出上半年的数据了，指标不太理想。”

“今年可能是朔州建市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朔州市发改局一官员直言不讳。

30年来，作为“拓荒者”的神华与中煤，支撑与带动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而质疑与抱怨之声亦从未间断过。

“山西省1984年专门发过一个14号文件，要求把东露天矿所在采区作为后备资源，50年后才能启用，现在才30年就开始挖了！”朔州市煤炭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有些不解，他认为中煤平朔产能扩张太快，挤占了地方企业的发展空间，引发诸多矿权纠纷，耕地与环境受到了极大破坏。

今年春节前后，掌控中国煤炭价格“话语权”的神华集团带头大幅下调煤价，地方煤企集体“躺枪”。神华集团宣称是市场因素，而业界猜测是“一石三鸟”——打压进口煤和其他煤企、抢占市场份额。

煤企分化严重

榆林：只能说“暴利时代”结束了；鄂尔多斯：煤炭企业销售利润减幅达66%；朔州：每销一吨煤亏损20～60元。

无论是内蒙古西部煤炭外运“大通道”京藏高速，还是陕北煤炭东运的“大动脉”神盘公路，煤炭鼎盛时期的拥堵“盛况”已很少出现。

5月中旬，《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往陕煤外运通道“山西313省道‘兴县岚县段’”实地查看，这条2011年创下“时长7天7夜，路段近百公里”堵车纪录的国道显得有些冷清，10分钟内只有30余辆运煤车通过。

由于神华、中煤等大型煤炭企业建有自备铁路专用线，运煤车辆的锐减进一步佐证了依靠公路运输的地方煤炭企业的困顿。

煤炭价格是否已与成本倒挂？对于外界关注最多的这一问题，神木县煤炭局局长高建雄表示：“根据煤质的不同，现在煤炭企业吨煤利润在30～100元左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0元，可以维持在10%～20%的利润，比较正常。”

“只能说‘暴利时代’已结束，以前价格太高了！”榆林市能源（煤炭）局蔡副局长与高建雄的观点一致，他认为“煤价回归到了合理区间”。

由于榆林的煤属于优质环保煤，有着“两高三低”（低灰、低磷、低硫，高发热量及高含油率）的特点，榆林市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认为，在国家强力治理大气污染的背景下，榆林的煤炭会很快迎来春天。

两级煤炭主管部门官员的说法并未得到企业认同。

神木境内的陕西能源凉水井煤矿一位不愿具名的销售人员坦言，“神木县已有大量民营煤矿因市场原因停产。”据他透露，作为陕西省属煤矿，该矿4月产煤40万吨，盈利100万元，吨煤利润仅2.5元，“这还没有摊销（会计术语，与‘固定资产折旧’类似）设备维修等费用”。

“榆阳的煤以发热量6000大卡以上的电煤为主，2008、2009年每吨最高卖到760元，现在270元，应该说是盈亏平衡点。”榆林市榆阳区一煤场刘姓总经理猜测，“榆阳区个别停产和限产的煤矿都是负担不重、财务成本低的，不赚钱没有开工的积极性。”

鄂尔多斯官方的表态似乎没有榆林“乐观”。该市煤炭局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运行分析材料”显示：该市共有生产及技改煤矿310座，目前，停产的煤矿66座，其中，因市场原因停产的煤矿有35座；4月末，煤炭企业库存煤炭2450万吨。今年1—4月，该市销售煤炭16342万吨，同比减少1731万吨，煤炭综合售价比去年同期下降17.5%，煤炭企业销售利润同比减少88亿元，减幅达66%。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煤炭局副局长乔杰华表示：“全旗煤矿中亏损的占到近40%，少部分盈利的煤矿吨煤利润在10～20元之间。”

拥有3000余万吨煤炭产能的鄂尔多斯某大型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集团五大业务板块中，除甲醇生产线盈利，煤炭等板块全部亏损。”

相比榆林与鄂尔多斯，山西朔州拥有交通区位优势，但由于煤质欠佳，形势更为严峻。

作为亿吨级煤炭企业，中煤平朔拥有地方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效益，但该公司一中层领导对后市深表忧虑，“集团4月份生产煤炭千万吨，利润满打满算2000万，吨煤利润2元钱，这个月已经开始亏了。”

在“煤炭金三角”，“中国煤炭大区”朔州市平鲁区的亏损面几乎覆盖了境内全部煤矿。

平鲁区煤炭局工作人员武树（化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平鲁的现状是有煤销不出去，每销一吨煤亏损20～60元，好点的亏22.98元，最差的煤要亏60元。”

据悉，该区已先后有芦家窑与莲盛煤矿因市场原因停产，而另一座生产煤矿在今年一季度已亏损2000万元。

“赔钱也不敢停，停了会给设备带来更大损失，还要保持正常通风。工人走了更不好招！”武树表示。

去年至今，凉水井煤矿已降薪近30%，如果煤价跌破生产红线，很可能会出现发不出工资的状况。但前述销售人员深信，作为国企，要以社会责任与使命为重，“估计不会停产”。

亟待银行“输血”和政府“松绑”

“银行的隔岸观火会毁掉一批好企业”；“如果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营煤炭企业将会大面积死掉”。

“银行要为企业贷款保持存量，不能抽贷，要增加规模与适度降息；政府要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各种税费；希望中央有关部委下放部分审批权限，能在地方办理的不要跑到北京去办……”这是记者采访期间收到的一条短信，发信人是鄂尔多斯市某大型民营能源企业负责人。

由于该企业在当地具有极高知名度，这名负责人婉拒了记者的采访。在记者离开鄂尔多斯时，他用短信致歉，并发来上述几条“当地企业共同的诉求”。

对于目前的金融环境，榆林市榆阳区一煤炭企业负责人用“糟透了”来形容，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四大国有银行对榆林市涉煤行业的贷款几乎“封了口”，10万元以上的贷款审批权限已上收至省行。

神木县金融办陈俊（化名）将银行的这种“谨慎”概括为“可以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煤炭市场好的时候，银行追着企业贷款，现在是只还不贷。神木县的存贷比是56%，合理的比例应该在70%~75%，就这样也不给倾斜。”

榆林“贷款权限上收”之举在鄂尔多斯市金融办主任孙建平看来，有些“反应过度”，他坚决反对煤炭下行时期银行的抽贷行为。

“抽贷就等于加速了企业的死亡！”孙建平认为，经济下行期间，由于煤炭量价齐跌，今年鄂尔多斯的煤炭企业还贷压力会比较大。

鄂尔多斯某民企负责人担心银行的“隔岸观火”会“毁掉一批好企业”，他希望银行能区别对待不同企业，帮助有潜力的企业渡过难关。

这家贷款规模逾百亿的企业负责人直言：“满世、伊东、鄂尔多斯等地方大型企业均有互保关系，如果有一家的资金链断裂，必然会波及到其他企业，那将是灾难性的后果。每家企业都是上万名职工，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

除了急需银行“输血”，各地也在呼吁政府尽快出台更多的“救市”举措。

“神华、中煤等央企及省属煤炭企业的资源多数为划拨，规模大、有‘长协’，银行贷款也不成问题，如果地方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营煤炭企业将会大面积死掉。”榆林市某煤炭企业负责人忧心忡忡。

事实上，晋、陕、蒙三省区从去年开始已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去年7月，山西省出台“煤炭20条”，提出暂停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费用，煤企吨煤下降15.1元的成本。今年5月，在去年为企业减负近200亿元的基础上，山西再发通知，要求凡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涉煤收费项目，一律取缔，上述几项费用仍暂停提取。

内蒙古自治区也在去年出台了政策，从下调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征收标准、规范和减免铁路运杂收费等方面，为煤企减负。今年，内蒙古拟建立东部区煤炭销售联动机制，以应对煤炭市场下行压力。

榆林市能源（煤炭）局蔡副局长告诉记者：“榆林市在2012年底就出台了暂缓征收吨煤15元价调基金的政策，即将通过的‘2014工业稳增长十条意见’将在减免税费、运力协调等方面进一步为企业着想。”

即便如此，企业仍感觉“力度微弱”。相关资料显示，煤炭高峰时期我国的涉煤税费在109种以上，其中包括增值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21个税种以及近90种收费。

疯狂的产能

鄂尔多斯在建产能还有1.2亿吨，榆林也同样有惊人的产能等待释放。

煤炭价格的下跌一方面是经济下行、能源需求不足的表现，而更深层次的原因被业内人士指向产能过剩。

长期研究煤炭领域的专家赵加积预言“煤炭将长期过剩”，他的依据是煤炭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十一五”时期，中国煤矿基建投资高达1.249万亿元，平均每年投资2479.94亿元，是“十五”时期的5.54倍；2011年投入了4700亿元，一年的投资相当于“十五”时期的两倍；2012年的投资继续增加到5570亿元。2006至2012年的7年间，累计投资高达2.27万亿元。

据赵加积估算，这些投资下来，预计可增加产能约21亿吨，其中在“十二五”期间可形成产能15亿吨，“十三五”期间约6亿吨。

鄂尔多斯市煤炭局梁副局长表示，该市的在建产能还有1.2亿吨。榆林市也同样有惊人的产能等待释放。

除了庞大的在建产能，企业的超能力生产也将现有产能无限放大。一位煤炭资深人士直言，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超能力生产不是秘密，每年统计的产量数据要比实际产量小很多。

2009年，内蒙古煤炭产量首次超过山西，成为中国最大的产煤省份。更早时候的2003年，鄂尔多斯与榆林就超过山西大同，成为中国最大的两个产煤市。

10多年来，除了地区间的煤炭产量比拼，央企与地方国企也在“跑马圈地”，以五大电力集团为主的发电企业也开始“跨界”，在全国投资煤矿。

“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怎样生产也不会过剩；市场经济缺市场，什么产品也会慢慢过剩。”赵加积认为，中国已初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铁锈时代”，山西、内蒙古已初步进入“铁锈地带”。

事实上，煤炭产能过剩的原因除了投资过度，还与转化不够、大气环境制约、新能源快速发展等多重因素直接关联。

由于受“治霾”影响，中煤平朔一负责人颇有微词，“我们的用户主要在‘长三角’地区，从7月1日开始，华东为了应对雾霾天气，将对周边电厂的燃煤提出最为严格的要求，这对我们是雪上加霜。”

从“十一五”开始，内蒙古就要求“新上煤炭生产项目必须同步建设转化项目，原煤就地转化率必须达到50%”，同时还提出“到2020年全区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达到50%以上”。

记者在“拟建成世界一流煤化工基地”的准格尔旗大路新区看到，偌大的新区里，落地项目并不多。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准格尔旗煤炭就地转化率仅为10%，鄂尔多斯全市也只有11%，这一数字距离“50%”的目标还很遥远。

在位于榆林神木县锦界榆神工业园的神华陶氏榆林煤化工项目所在地，建设厂区至今没有动静。作为规划建设的世界单体最大的煤化工项目，设计年转化原煤1104万吨，但经过近10年的规划、论证和审核，因资金和市场等原因，原计划2013年开工建设的项目被传“可能要下马”。

萎靡不振的投资客和一落千丈的高消费

难消化的商品房和被冷落的豪车

楼市“乌托邦”

两个月卖出600平米、300万元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煤炭与房地产在“煤炭金三角”有着异常紧密的关联。煤炭“黄金十年”里，涉煤企业大都进入房地产领域，而狂热的民间资本也全部被输送到了煤炭与地产行业。

由于数年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资，“煤炭金三角”呈现出商品房供需结构严重失衡、房价畸高的特性。随着煤炭市场寒冬的到来，地产行业也开始陷入降价、滞销、停工的危局。

此前，申万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鄂尔多斯的供需比高达385.4%，而全国的平均水平为119%。这组数据与民间传言鄂尔多斯“户均3～4套住房”基本吻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鄂尔多斯市市长廉素在内蒙古代表团举行的团组开放日活动上表示：鄂尔多斯还有4万套住宅待售，3年内将不再新建商品房。

榆林市住建局房管所某负责人对该市房屋过剩的现状同样担忧，“保守统计，榆林城区有24万～25万套住宅，实际需求最多14万～15万套，过剩至少10万套。”

相比鄂尔多斯、榆林上万元的房价，朔州每平米3000~4000元的价格堪称价格“洼地”，但由于城区人口规模小，商品房同样陷入“人少房多”的局面。

“今年还没有一块土地拍出，也没有新开工项目。”朔州市住建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朔州的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南方集镇的水平，外来人口很少，靠自身消化现有商品房最少得5年。”

5月16日傍晚，记者在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的康城二期看到，偌大的小区没有一盏窗户亮灯。乌兰木伦河南侧体量更为庞大的公务员小区，同样也是星星点点，漆黑一片。

记者随后前往位于东胜区布日都梁镇的星河湾小区，小路颠簸不平，园林景观却非常精致，十几幢高层中只有一户亮着灯光。

据当地人介绍，2011年开盘的这处高档住宅，价格一度从最高峰的每平米3万元降至2万、1.6万元，最后降至万元以下，但还是鲜有人出手。

在神木县，神木新村的高楼星罗棋布。资料显示，这个被当地人称为“鬼城”的新村于2006年开建，占地11.3平方公里，规划到2015年时人口达到5万人，2020年达到8万～10万人。

神木新村的人口聚集速度远没有政府预想的快。在神木新村，记者看到庞大的建筑群中多数还没有交工。一名环卫工人说：“都空着呢，只有医保中心和一个煤矿的职工入住。原来城里的房价每平米要卖一万五六，新村也要七八千，光转让费就得几十万，现在这里的房价两三千也没人要。”

神木县房管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13年下半年，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滑，较之高峰期，黄金地段房价降幅达50%，2013年8月份后，高端房成交量明显减少。

“过去，煤炭与房地产都是暴利，煤里赚了钱就盖楼，再把房子卖给获得煤矿占地补偿的农民，农民随后把房子租给外来人口。现在煤炭行业萧条，东胜外来人口大量出走，房子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租房的没人租，卖楼的降价回笼资金也没人接。”鄂尔多斯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如此解析“地产寒冬”。

楼市之惨淡令人震惊。鄂尔多斯市统计局“2014年1—2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显示，该市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仅为600平方米，同比下降97.5%；商品房销售额300万元，同比下降95.9%。

急剧萎缩的豪车市场

“以前，进口车以100万元以上甚至200万以上的为主；2012年下半年开始，50万至100万元的进口车成了主流。”

新世纪以来，煤炭行业投资进入“井喷期”，大量民间资本开始涉足该领域。在榆林与朔州，地方企业虽然也在壮大，但央企与省属国企占主导地位的煤炭产业格局一直稳固，而在鄂尔多斯，这一格局已被打破。

“神华与中煤的产量只占我们总产量的30%，地方企业是主力。”鄂尔多斯市煤炭工业局梁副局长表示。

正因如此，鄂尔多斯财富的民间化程度很高。早前有媒体报道：鄂尔多斯亿万富翁超过7000人，资产上千万的人至少有10万，每217人中就有一个亿万富翁，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千万富翁。

2010年9月30日，在首届鄂尔多斯国际车展上，3800万元的布加迪全新敞篷跑车展出不到一小时即被预订，展会当天总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1500万元的迈巴赫 、两辆价值不菲的兰博基尼、5辆宾利轿车全部售出。

外界传言，鄂尔多斯高峰时期有近5000辆路虎。由于路虎越野车的畅销，同属英伦的顶级豪华轿车品牌宾利与阿斯顿马丁 分别于2012年前后进驻鄂尔多斯，这在一个地级城市并不多见。

惊人的购买力也吸引了赛特与王府井的目光，2012年，这两家高端百货品牌相继在东胜区落户，赛特宣称是“首次进军非一线城市”。此前，鄂尔多斯本土企业投资的专营国际一线奢侈品牌的万博广场已开业运营。

5月16日晚8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鄂尔多斯东胜区天骄北路看到，黄金路段上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的霓虹灯开始了跳跃闪动，分布四周的购物中心也点亮了璀璨的灯火。

王府井商场的顾客并不多，一名化妆品专柜的导购小姐坦承“生意很淡，不像原来那么好”，她直言，“现在煤炭市场不行，东胜所有的商业都受影响，不管是卖车、卖房，还是其他的。”

榆林虽没有鄂尔多斯商业的“高大上”，但富豪数量毫不逊色。2011年，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与高和投资曾发布《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陕北篇》，报告称榆林资产过亿的富豪在7000人左右，与鄂尔多斯相当。

酷爱豪车是榆林与鄂尔多斯富豪的共同爱好，榆林市的悍马、路虎、保时捷并不鲜见，就连宾利与迈巴赫也时有出现。而自去年起，豪车在榆林的市场开始急剧萎缩。

榆林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一季度榆林进口车首次出现数量和货值大幅下降的情况。与上年同期比，进口车数量从2274辆下降到1623辆，下降四成；货值从2.2亿美元降至1.3亿美元，下降近七成。“以前进口车以100万元以上甚至200万以上的为主，2012年下半年开始50至100万元的进口车成了主流。”榆林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