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等在港央企占据核心地段很张扬 员工带着傲气

　　在港央企反腐

　　[摘要]在高压反腐、国企改革成为热词的当下，在港央企高管的个人悲剧，再次彰显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在港央企此前数十年的发展路径，又为内地央企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参照。

　　本报记者 马欢 白晶 发自香港、深圳

　　震动政商与舆论界的宋林案被快速淹没在中纪委网站上的“案件查处”栏目里。

　　实际上，最新的消息并不遥远。“5月16日，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港中旅集团”)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王帅廷涉嫌在华润集团工作期间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也被“严重违纪违法”这六字宣告仕途终结、职业止步。

　　宋林案发后，出自招商局集团的傅育宁空降至华润集团担任董事长。不可避免的，宋林案，将招商局集团、港中旅集团、华润集团和中国光大集团这四家在港老牌央企中的三家直接置于媒体的聚光灯下。

　　尽管涉案的两名主角宋林和王帅廷迅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但同归国资委管理的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和港中旅集团三家央企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与反思并未停息。

　　在高压反腐、国企改革成为热词的当下，在港央企高管的个人悲剧，再次彰显了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而在港央企此前数十年的发展路径，又为内地央企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参照。

　　香港核心区的“巨无霸”

　　在国资委管理的113家央企中，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和港中旅集团在国资委网站上分列第49、50与51位。现实中，在香港，这三家企业也离得不远，它们的总部均设在整个港岛区最核心的地段。

　　招商局的总部设于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40楼。该大厦位于上环干诺道中200号，由赌王何鸿燊旗下的信德集团兴建。离此不远的干诺道中78-83号，是港中旅总部的中旅集团大厦。事实上，19世纪初期，大陆人士来港发展，都以上环区为据点，这里是最能展现香港昔日资本主义发展风貌的地区之一。

　　“走在这个区域的人，无论是穿着打扮、神态语气，还是说话的口气，都带着一股傲气。”珠海某国企员工张瑜如此向时代周报记者形容自己接触的那些央企员工：“他们大都穿着严谨的黑色职业装，走着最快的步伐，脸上却永远带着一丝不苟的表情。”因为工作关系，张时常被公司外派到上环附近。

　　除了招商局和港中旅，中联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在上环办公。

　　作为在港最大央企的华润，地理位置更是难以“低调”。总部华润大厦地处港岛核心商区湾仔，毗邻维多利亚港，几步之遥便是香港著名地标建筑香港国际会展中心，会展中心则正对日日举行升国旗仪式的金紫荆广场，后者几乎是每个内地旅客来港必访的景点。对附近的居民和上班族而言，华润大厦本身就是个必经之处，因为港铁特惠站就设在大厦2楼平台花园，拿交通卡在此刷一下，车费就能立减2港元。

　　华润大厦占地6600平方米，由两座分别为50层及5层高的主楼和副楼组成。据《香港中资财团》一书介绍，1983年华润大厦落成时，平了香港第一高楼怡和大厦，成为当时香港一流的甲级写字楼和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智能化建筑。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香港中资企业并没有自己独立全栋的物业。华润自建物业大厦，给当时当地商贾名流及百姓产生的震憾，可见一斑。

　　2009年，华润斥资6亿港元对拥有26年楼龄的华润大厦进行翻新和节能环保改造，包括加装环保玻璃幕墙，并在停车场增设57个自行车位，同时为骑车上班的人士提供淋浴场地。这都在当地社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据香港媒体报道，华润还曾准备自筹2000万港币，计划于2009年6月动工整修总部门前的残旧公园，遭遇阻挠时受到代表民意的湾仔区议会的声援。

　　普通香港人对华润并不陌生。华润旗下的五丰行，自1960年代就担负起供港生鲜活禽的“三趟快车”组织工作。华润后来进军零售业，遍布香港的华润百货(已结业)、华润超市成为港人继英资的惠康超市和华资的百佳超市之后，另一个日常购物的好去处。此外，华润还分别在1970年代末及1990年代初投资参与天水围和青衣的住宅地产项目。可以说，华润与港人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

　　根据新华网的报道数据，华润的总资产达11337亿港币，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名下资产的4倍。而华润、招商局、港中旅三家在港央企，资产总和达到17844亿港币，相当于香港一年GDP的87%，超过了葡萄牙和爱尔兰一年的GDP。

　　实际上，华润只是中资在港的一个缩影。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中资企业越来越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商业群体。按照中企协2014年3月披露的数据，中资企业承担着香港政府企业所得税总额的11%，并直接和间接地为香港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国企市场化先行者

　　“央企代表国家部委，华润代表外经贸部，招商局代表交通部，在划归国资委之前都代表某一部委利益，因此有资源特权。”《香港中资企业》作者、曾于1996-2002年在香港中资企业工作的郭国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过他表示，随着这些在港央企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它们“政企不分”的状况基本上结束了，如今这些企业早就是市场化的受益者。

　　在招商局旗下某公司员工季小冰看来，自己的公司和其他香港公司没有任何区别。“虽然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时候会特地提到我们的背景，但我都只把这个当做一种恭维。”她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我们走的是完全透明的市场化路线。否则怎么跟周边的国际化公司竞争？”季也并不觉得自己的薪水较之同行业有何优势，“不管在哪里上班，都是看你的能力给薪水的。”

　　郭国灿则表示，在他原来的公司深业控股，其待遇是在内地工作时的4倍。“我还能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是一套国际化的准则，例如会计准则。去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路演’、‘染红’等资本炒作概念。现在国内资本市场流行的很多东西都是从(香港)那边搬过来的。”

　　大部分在港央企，高管和少量中层业务骨干主要来自内地，其他大部分基层员工聘请的都是香港本地人。在香港的商业环境中，竞争是企业最自然最朴素的意识，即便是从内地进入香港的，也在适应这一氛围。“可能有些过来的中层领导真的是有背景的，”季小冰表示，“但是从他们平时的行事风格，还真看不出来。能让大家去猜测他们身份的，是普通话口音。”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入市场经济，再到1993年底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企改革进行了不同形态的数轮调整。早期国企改革集中体现为“放权”，而越到后来越强调“制度建设”。部分在港央企在这一进程中始终走在内地国企的前面。

　　1980年代初，招商局在开发蛇口港的时候，就突破了过去国家财政拨款建设港口、国家划分港口腹地、国家计划固定货源的传统做法，坚持“自筹资金、自辟货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原则，将成本控制和投资回报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这在还处于“大锅饭”思维的内地算得上是“吃螃蟹”的壮举。而身为央企的华润于1983年再次改组、扩大，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期制度建设则脱胎于“(19)97亚洲金融风暴”。郭国灿介绍说，1980—1990年代异常繁盛的“窗口贸易”彼时走到了尽头，加上因香港1997年回归在股市上掀起的“红筹狂飙”退潮，香港中资企业无论投资模式还是管理模式都需要作出新的改变。

　　华润是典型案例。1999年，刚入主华润的宁高宁首次提出加强经营管控的“6S”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之上，华润率先于其他香港中资企业完成了减负“瘦身”的任务。2001年以“再造华润”为契机，大举北上，投资内地，由此从一个从事外贸的公司，转型成为实业界的霸主。

　　不过，与招商局早早选择北上战略不同，一直到2000年左右，华润80%的资产和业务仍集中在香港。

　　“蛇口是招商局带过来的，华侨城是港中旅带过来的，中国城市开放的模式都是由香港中资企业带过来的。尽管央企们拥有不少特权，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功劳。”郭国灿说。在他看来，这些央企成功地借助了香港完善的市场体制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来积极推进自身的发展。

　　透明制度下的暗箱操作

　　稍显尴尬的是，辉煌的企业业绩并不能为宋林们直接积累巨额的个人财富，也不等同于个人上升的阶梯。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的身份，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在商业之外的领域“运筹帷幄”。

　　他们的角色，在中纪委下属的《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里，被称为“红顶商人”：“他们具有的行政级别使自身可以从容地游走于政商两界”，但同时“也为权力寻租预留了空间”。

　　由于央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央企高管，尤其是“一把手”的任命存在着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被委任者除了源于基层由下至上层层提拔外，更有一部分人是从政府直接向央企输送，即跨界高管。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一般来说，在国资委网站列出的113家央企名录中，前54家企业的“一把手”(指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及总经理)多为“副部级”。他们一般由中组部发文任免，国资委协助考察。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不少在港央企的高管。

　　时代周报记者观察发现，在每家在港央企的官网上，公司董事长的资历介绍和排版与国内部级官员并无二致。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掀起新一轮反腐浪潮，至今已有数十名厅局级以上国企高管落马。《中国纪检监察报》将原因归结于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畅。这放在内地央企、国企身上很好理解，但浸淫香港市场数十载，无论从企业制度还是公司运营上都高度透明的香港央企，也沦为贪腐要案频发的重灾区，在部分人士看来则有些匪夷所思。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约束经理人的严格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到了高管这一层成了摆设？

　　郭国灿更愿意相信宋林案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他强调，研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要将个别性和普遍性结合起来，(高层)个别案例应用党纪道德去约束，而非企业制度。他还指出，目前香港中资企业在香港受到的监管远远严于内地，认为香港中资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观点“很荒唐”。

　　事实上，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宋林出事前，华润针对内部经理人的贪腐行为是有一套严格制度的，被冠名为“《华润十戒》”，是早在1990年代初内地还不知公司治理结构为何物的时候就出台了的。“为适应集团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经过半年修订，华润于2014年3月20日出台了新的《华润十戒》。

　　曾有生意人拜访华润在港一家物流企业老总，后者拿出一个便笺夹，透明基座上刻着老版的《华润十戒》。该老总还开玩笑说，便笺夹的夹子寓意是鳄鱼头，目的不是夹便笺纸，而是专门用来夹那些不遵守规定的经理人。

　　即便在今天看来，老版《华润十戒》的内容也并不过时。例如严戒“未经批准以私人名义持有公司资产，账外存放资产”、“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拆借资金”、“影响公司利益，私自接受不正当赠送”、“违反程序的投资决策”，或是最后一条戒律“利用公职为自己或亲属谋取私利”。

　　只不过新版《华润十戒》合并了个别条款，同时对旧条款进一步细化。“接受不正当赠送”被明确为“接受或索要回扣、不正当馈赠等商业贿赂”，提高了违规行为的严重性；而“利用公职为自己或亲属谋取私利”更改为“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扩大了违规行为的打击范围。吊诡的是，宋林被举报的其中一项正好违背了新版“十戒”的最后一戒——给情妇安排工作。若按旧版“十戒”，他不算违规，因为情妇不算“亲属”。那个时候，宋林还未出事。

　　时代周报记者还注意到，旧版“十戒”中的第八戒，“违反程序的投资决策”，在新版中被简化为“违规投资”四字，但位置被升至第三条，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华润解释说，投资活动是集团发展和管控工作中的重点，也是比较容易出现重大问题的领域，应当遵守国家“三大一重”决策机制要求，任何经理人不得违反公司有关规定，擅自开展投资活动。

　　“三大一重”是指国企凡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是按照2007年中共十七大和次年十七大四中全会精神，推动国企反腐倡廉建设出台的制度。

　　宋林被举报的另一项罪名是，主导上市公司华润电力高溢价收购山西金业，涉嫌“致使数十亿国资流失”。按项目性质和资金规模算，应该在“三大一重”之列。如果华润制度执行到位，很难想象，该项目会是宋林一人的决策。目前中纪委针对宋林的调查结果尚未披露，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但这一点无论如何值得深思。

　　“中信模式”成企改风向标

　　宋林落马，一定程度上宣告国企运作旧模式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未来的改革方向，中央也给出了一个范本：中信模式。

　　香港央企过去通过分拆上市、并购重组等成熟资本市场的运作方式获得了发展动力，引领内地改革的风潮，也让国企股权多元化不再成为禁忌的话题。在此种背景下，中央终于决定对国企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外界还在争论央企“巨无霸”这次与民资分享的到底是“肉块”还是“骨头”时，已经传出总部在北京的央企中信集团将赴港整体上市的惊人消息。具体操作方式是，中信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收购母公司大部分资产，集团总部也可能迁至香港。

　　中信财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其总资产超过3.5万亿人民币。如此规模体量的企业从此要摇身变为外资企业，这应该算得上是央企历史上最大胆的改革。中央的“默许”引发多重猜想。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增强国企透明度、降低贪腐的“无奈之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信发布整体上市消息是在2014年4月中旬。而在3月份的时候，华润内刊就策划了一期“央企改革专题”，集团高管在此中高谈阔论。华润集团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经理魏斌在《发挥混合所有制的“鲇鱼”效应》一文中指出，华润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早已是这一制度的受益者。他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华润而言尽管并非“新命题”，但在进一步利用以及放大自身的“鲇鱼”效应上还应“大有所为”。而这个“大有所为”就包括集团整体上市。

　　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在中信传出整体上市消息翌日发声，指出“中信模式”对央企整体上市的借鉴意义，并揭示了中信整体上市的玄机。

　　丁安华表示，“严格地讲，中信泰富收购中信股份，并非是中信集团的整体上市(注：中信股份拥有集团90%的净资产)。中信股份在香港上市，一方面维持了北京的中信集团形式上的最终控股公司的地位；另一方面将中信股份总部迁到香港，成为真正的市场化运作的决策中心。同时，中信集团的多层上市结构，可以破解央企母公司资本融资的困局。”

　　丁安华认为，“中信模式”将形成一波国企上市潮。

　　业内分析，“中信模式”可能并非横空出世，在央企和上级监管部门内部也应该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论证。但鉴于央企整体上市之后，企业内部运作和决策的每一环节都将暴露在公众投资人面前，增加企业透明度、改善治理结构并降低贪腐将成为附属产品。

　　5月31日，华润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华润创业宣布，将收购英国零售巨头特易购(Tesco)在内地的全部135家“乐购”门店。这一消息，香港大小报章几乎均有报道。显然，华润曝光度并未因前董事长宋林被“双规”而受影响。事实上，华润的每一个投资动向都能引起港媒的关注，哪怕项目与香港并无关联。例如5月23日，香港《明报》就报道了中俄天然气管道协议达成对华润燃气的利好。

　　而在华润的总部，时代周报记者日前看到，湾仔道花园又修整一新，还增设了喷泉，加种了植物，并改成了开阔的开放式设计，园中还有外籍人士推着婴儿车前来乘凉。至少目前，一切如常。

　　(文中部分受访者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