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路大亨”王春成涉礦權糾紛：無償採礦十年 獲益20億

　　王春成

　　因涉及某腐敗要案而被調查的遼寧春成工貿集團（下稱春成集團）董事長王春成，在內蒙古還面臨一場礦權歸屬的可能的訟爭。

　　原籍遼寧省阜新市的民營企業家王春成以修建巴新鐵路聞名，躍進煤礦與阜新新邱露天煤礦堪稱支持其產業擴張的兩大現金奶牛。但由於十年后仍未辦理採礦權變更手續，王春成於2004年初接手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旗躍進煤礦的採礦權，正遭遇該礦原國企職工的法律追索。

　　2004年2月，西烏旗政府與春成集團簽署《關於合作開發礦產資源的協議》（下稱合作開發協議），將已進入破產程序的國有躍進煤礦採礦權、礦區土地無償轉讓或劃撥給春成集團。

　　結合產量與煤價，諸多原國企職工估算，易主后的躍進煤礦為春成集團貢獻的產值在20億元以上，但后者採礦所用的採礦權，至今仍在國有躍進煤礦名下。

　　換言之，在2004年至今的整整十年內，春成集團一直在無償使用國有的採礦權証從事煤礦開採，並獲得巨大的收益。據此，這些職工希望以訴訟方式收回礦權。

　　作為當年地方政府國企改制、招商引資大浪潮下的產物，不規范操作的歷史瑕疵遺留至今。

　　此案經錫盟中級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后，已上訴至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截至《財經》發稿時，后者尚未決定是否受理。

　　信訪轉司法

　　職工提起訴訟的初始動機，在於解決企業破產后的補償問題。

　　躍進煤礦自1958年開始生產，至2003年共有400多名職工，其中正式職工126人，其余為照顧就業的職工子女、合同制工、長臨工等。據職工反映，2003年破產改制時，對於所有職工都隻發了拖欠的工資、補繳了欠繳的社保，但並未給予相應的補償。

　　時任副礦長李永發介紹，2004年起，職工們就開始赴西烏旗、錫盟和北京上訪，分批次的上訪生涯持續了十年。2012年，西烏旗政府曾下發一個類似總體解決方案的文件，但問題仍未解決。

　　新一輪的“鬧訪”從2014年2月開始，職工們向旗政府反映問題，后者認為已經出具了答復，雙方陷入僵持。激動的職工們曾在2月和3月，兩次沖進旗政府辦公樓表達訴求，每次都有200人以上。李永發介紹，“旗領導連夜給我們開會，‘你們有事說事，不能這麼鬧’。”

　　今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要求“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導入司法程序機制”。西烏旗現任常務副旗長常勝介紹，“在中央精神的大背景下，我們建議職工們走法律程序。”

　　“既然政府支持走法律程序，我們沒理由再上訪。”李永發通過網絡檢索，在北京找到企業破產改制領域的律師，旗政府甚至主動提出承擔律師費。

　　為弄清補償方案，接受職工委托代理該案的北京中咨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韓傳華，查閱了大量早年的改制文件。在查閱躍進煤礦現在的採礦權申請登記書時，他發現，登記書上的採礦權申請人仍為國有企業西烏旗躍進煤礦，隻不過法定代表人換成了王春成--王春成控制的個人公司，一直以申請延續的方式使用原來的國有採礦權証，其最新的延續申請是在2013年。

　　在進一步的調查中，職工們認為發現了更多的疑點。“這涉及巨大的國有資產流失。”李永發認為，這個發現也增加了職工們的訴求，除了破產補償，他們還希望拿回價值10億元級別的礦權。

　　改制復盤

　　與當時其他地方政府一樣，2003年，位於錫林郭勒草原上的西烏旗，也在著手進行兩件事：國企改制、招商引資。

　　“當時有個改革的大背景，國家讓扭虧無望的國有資產有序退出。”時任西烏旗經貿局局長張世緒回憶，“旗裡的其他地方國企，如乳品廠、皮毛廠、酒廠都已經退了。因為資產重、包袱多，剩下三個地方國營的小煤礦沒退。”西烏旗先將其中最大的白音華一號礦賣給國電平庄煤業，對方答應接收全部職工﹔哈達圖煤礦則實施全員持股改制﹔待改制的隻剩躍進煤礦。

　　對於改革的必要性，職工們也不否認。在2003年6月14日的工作日志上，時任副礦長李永發在羅列了躍進煤礦的負債后寫道，“改革勢在必行。”當天的班子會議決定，起草方案並向作為主管部門的旗經貿局上報，會上提到了集體參股。

　　據李永發的工作日志，同年6月23日，班子會議討論了破產以后（改制）資金從哪裡出的問題。最后初步議定，結合200余萬元的企業負債，將企業股本定為260萬元，每股定為2萬元，實行員工出資持股，願意參股的員工最少購買1股，最多購買64股。他們決定查清賬目，讓職工在參股時心裡有底。

　　6月27日，躍進煤礦全體職工入股改制的動員大會召開，時任副旗長楊立宇、旗經貿局局長張世緒與會。據職工們事后回憶，這是第一次動員大會，會議效果不佳。因為職工們認為每股2萬元定得過高，認購股份並不踴躍。

　　此后，在第二次動員大會上，與會的班子成員加職工代表有四五十人。張世緒在會上提出，不妨增加股份數量，同時把每股價格縮小，變成一兩千元，以提高大家入股的積極性。會上進行了投票，在職工們的印象中，大家散會后交流，有80％以上的職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不過，改制之事再無下文，直至春成集團接手躍進煤礦。

　　對於個中原因，雙方各執一詞。多位參與改制的政府領導向《財經》記者回憶，之所以讓春成集團接手，確系兩次動員大會后，職工們並無出資參股意願。另外，企業領導班子不團結，讓班子成員合伙接手的設想也落空了。

　　職工們則認為，第二次動員大會上多數職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但不知為何該投票結果未被採納。並且，在旗政府與春成集團展開接觸時，仍有職工代表找到相關領導要求搞職工持股，但遭到拒絕。

　　2004年1月，隨著躍進煤礦正式破產，職工們離崗。后來煤礦擴採，存在了46年的企業家屬區也被拆除，原有職工和家屬近千人各自流散並在日后為安置補償持續上訪。

　　作為當年煤礦主管部門領導，張世緒介紹，他制定過一份躍進煤礦遺留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先向躍進煤礦職工征求意見，將問題匯總后起草方案，再將草案拿到旗黨政聯席會議討論以后正式實施。其中關於正式職工的補償，擬定的標准是，基數3000元，外加300元乘以工齡，工作20年的正式職工可以拿到9000元。非正式職工不能拿基數。

　　在張世緒的印象裡，當時春成集團分幾次共給了數百萬元，“特意打到法院清算組的賬戶上，這樣就能優先保障職工。當時有六聯單，包括煤礦、經貿局、勞動局、就業局、財政局和公証處六方，補償款發放與否一定會有簽字，經貿局會存檔。”

　　礦權誰屬

　　至於破產之后的煤礦開發，西烏旗政府（甲方）與春成集團（乙方）於2004年2月簽訂的合作開發協議商定，以現有煤礦為中心，周邊5公裡范圍由乙方勘探並開採，甲方協助乙方辦理勘探開採手續。乙方在一年內投資5000萬元改造現有煤礦，並在日后上馬洗煤廠、自備電站、煤化工等后續產業。

　　本著吸引投資的原則，西烏旗政府給予了乙方大量優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現有煤礦的開採權歸乙方，甲方將採礦証等証件移交給乙方作為“臨時開採使用”，並負責辦理各種証件的更名事宜。

　　憑借合作開採協議，春成集團停止了躍進煤礦延續46年的井工開採，投入巨資改造為更為高效和安全的露天開採。據舊有的採礦權証，礦區面積近1.8294平方公裡，生產規模僅每年30萬噸，但依據協議，春成集團將採礦區域擴至5平方公裡，生產規模僅接手第一年即達到150萬噸。

　　職工們估算，躍進煤礦十年來的產值逾20億元。

　　合作開採協議中關於採礦權的臨時性安排，卻成為了日后礦權歸屬的焦點所在。躍進煤礦原礦長楊顯斌，在改制后調任西烏旗國土局礦管股股長。楊顯斌回憶幾年后他發現，春成集團在改制后仍沿用原躍進煤礦的採礦証，曾催促對方把採礦權變更至自己名下，“但他們拿出與旗政府簽的協議，說這事歸旗政府辦理，不是企業的責任”。

　　在楊顯斌調離后，接手的王春成成為躍進煤礦的法定代表人，但由於“辦理各種証件的更名事宜”的協議條款一直未實際履行，使得春成集團在繳納84.32萬元資源價款后，一直沿用舊有的採礦權証至今。

　　這導致從權利登記人的角度來說，煤礦的採礦權仍屬於至今未注銷法人機構--國有躍進煤礦。

　　“當年的旗政府在簽協議時，作了一個超越權力范圍的承諾，而且事后也沒有履行。”一位熟悉改制過程的人士在分析此次礦權紛爭的根源時說，“採礦權的變更轉讓，權力在內蒙古自治區國土廳，旗政府怎麼會有權辦理？”

　　這位人士也談到應歷史地看待這些程序瑕疵，“那個年代，基層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並不熟悉，操作時難免不規范。”

　　發現這一漏洞后，75名職工以這份合作開發協議損害國家、企業和職工利益為由，將春成集團與西烏旗政府及相關部門列為被告，試圖借此收回採礦權，並要求春成集團返還採礦收益以及賠償損失。

　　2014年6月20日，錫盟中級法院裁定，對這一起訴不予受理。理由是，西烏旗政府當年與春成集團簽訂的合作開發協議，是政府國有部門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的行政性調整。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政府主管部門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不服裁決的職工則委托代理律師向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提起上訴，后者正在研究是否受理該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