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一號線的北京故事

　　地鐵1號線的北京故事

　　長安街在上，一號線在下。上面8條車道，燈火通明，橫貫北京東西，是世界上最長、最寬的街道。而地表以下則以3分鐘一班的車次，45年不變的路線，每天穿過31.04公裡，把約150萬人運到23站點，那相當於北京常住人口總量的1/13。

　　在長安街與一號線之間，隔著一層80厘米~100厘米厚的防爆層。600年前，朱棣在建造北京時，在承天門前修建了這條街道，清朝時承天門更名為天安門，漸漸地，從東起東單牌樓，西至西單牌樓，圍起了老北京最早的商業街區，也成了最早長安街的雛形。隨著北京的不斷擴延，這條街道向東西兩側不斷延長。

　　從東單向東，一路出建國門，過永安裡，至國貿CBD商區，寫字樓越來越多，銀行家、投行經理、石油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世人眼中的精英和塔尖群體沿著長安街沿線一路向東聚集。樓也越來越高，地價、房租也一路飆升，那代表著名望、財富、技術精英、年輕白領、富足人群。

　　“東富西貴”，是很長時間以來流傳在北京民間對人群的階層劃分。復興門一帶新改建的金融街，是西邊唯一的金融機構﹔再往西的木樨地，那裡是財政部和計委所在地，首都博物館和中科院也坐落在這裡。沿長安街繼續向西，是軍事博物館，一路下去，濃濃的府院氣息迎面而來，路經公主墳、萬壽路，這是全中國的軍事中心，軍隊司令部所在地。而再往西就到了八寶山革命公墓。公墓以西就到了石景山區，那裡是首鋼老家屬聚集地，北京從軍政要地轉入老工業區。

　　沿著一號線一路往西，眼看著人們的鞋跟越來越低，同是白領，這之間卻有著微妙的區別。

　　因為跨度太大，而每個站點的位置都有它“顯赫”的出身，這使得站點本身似乎帶上了某種隱喻，成為了某個階層、某種生活的入口。當你走出自己那一間群租房，在四惠排30分鐘的隊，被人群推著、搡著扎進地鐵時，你是那個掙扎在北京的北漂﹔而當從國貿下車，一身體面，進入以青春、聰明或底線換來的寫字樓的一個位置時，你是中國中心的最貴寫字樓裡的一名立足者﹔當你苦悶地在北京做著一份無聊的體制內工作的工作時，或許若干年后伴隨著緩慢的升遷你能換來一個真正屬於這個城市的身份。

　　同在這條地鐵上，從不同站點進出的可能是如此迥然不同的人群，他們帶著各自的人生經驗和生活體會融入了偌大的北京之中。他們從全國不同地方來到北京，抱著不同的目的，通過不同路徑，以不一樣的代價，試圖從這條線上找到入口，把自己嵌入這個城市，在這裡安頓自己的人生。

　　正是無數個身在北京的故事，串聯起北京的不同側面，展示了一個多面北京的不同況味。而這些，都是北京。這就是北京。

　　一、四惠東

　　每天，李征(化名)從出租房走到四惠東坐1號線，從起點經11站到西單，再轉4號線坐12站，一個半小時到達上班地。回程再一個半小時，經23站。

　　當李征拎著小公文包，鎖著眉頭急匆匆從寫字樓裡走出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有點兒游離，那樣子看似溫吞卻又煩躁，整個人充滿了矛盾。

　　這個地道的山東漢子今年才28歲，卻已經有點兒滄桑了。父母種地，一個男孩就這麼考了出來。人雖然出來了，面臨著這個大城市的一切新鮮東西，可一套價值觀還留在玉米地那裡。

　　眼下他正跟“麼麼噠”較勁。他剛從體制內的公務員跳出來，在一家企業上班，負責微信平台，他指著那界面告訴記者，他真的不適應，“這不是矯情嗎？”他激昂地說，“話不好好說，干嗎要用‘ 親 ’‘ 麼麼噠 ’？‘ 冰淇淋 ’不叫冰淇淋，干嗎要叫‘甜品’？”

　　他皺著眉頭跟我討論，似乎那是關乎體面的大事。“我喜歡嚴肅一點的東西。”他指的嚴肅是那種人民日報體，或者幾個學者來講課或交流，探討一些哲學、文學、藝術類的問題，之后排成一排，照相，中規中矩發一篇文。

　　可他必須學習“麼麼噠”的用法，非常努力地造出“博雅塔，麼麼噠，我來了”的句子。說的時候很嫌惡，就像每一個字都要花他錢似的。

　　一旦工作本身讓他沒了興趣，上班就變成了一件需要忍耐的事情。上班從一出門開始就是一段艱難的旅程。作為1號線始發站，四惠東在2000年通車，1號線東側始發站第一次從西單東延到了東四環外，這也是1號線最近一次的擴延。一條線從此穿起了朝陽、東城、西城、海澱、石景山五個區。又因這一站靠近立交橋，客運、地鐵、公交方面都是重要的交通樞紐，這裡日客流量超過20萬次。

　　在此之前，四惠東近北京郊區，多是小商品市場，檔次、服務效率都不高，住在這裡的也是小商販、打工者、底層務工人員。可1號線一路向東，加上CBD東擴，四惠及四惠東有了新的價值。這個西起大北窯，東至高碑店文化園的地帶，搭乘地鐵至國貿縮短到了20分鐘以內，它因輻射CBD商務圈、與國貿距離最近、而房租又能被普通小白領承受，很快成了的那些寫字樓裡白領的首選，這一帶房子開始炙手可熱。

　　每天，大批住在通州、燕郊的小白領在這裡換乘。在天橋下排隊30分鐘等地鐵，五六趟過去仍擠上不去車是完全正常的。在哪個門口，跟哪群人一起上也大有講究，最好能選中一個強大的人流，順勢被推上去，這個地鐵口流行一句話：“選好團隊比個人努力更重要。”

　　李征(化名)也不例外。每天，他要拿出3個小時，上車，換乘，一路西進北上，周而復始，那感覺就像每天都比別人少活了3個小時似的，每天像圓形籠子裡的倉鼠一樣一直循環地跑，上班是為了下班，下班為了睡覺，睡覺為了第二天再上班。

　　時至今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在體制內不行，現在到了體制外也不行﹔老家那一套不行，大城市這一套也不適應。他在兩套標准裡出出進進，左搖右擺，把自己的生活過得很糾結。

　　當初進體制，有多少是自己的意願，多少是為了滿足老家那邊對他“出人頭地”的期待，他已經分不清了。2009年從煙台大學畢業，又考上人大專業碩士，對一個農村孩子來說，這是不錯的成績了。初來京時，他頗有幾分躊躇滿志，一心想取得一個父老鄉親所認同的位置。那渠道很清晰：拿戶口，進體制，熬兩三年，做上副主任、主任，攢錢買房，結婚生子，逢年過節衣錦還鄉。

　　剛進體制的時候他和所有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或影響什麼。“我想把大家的心氣兒都捋順了。”為這，他專門做了一個單位內部微信公號，每天推送員工事跡，單位故事。這是分外工作，本以為是錦上添花的事，卻被老板找去談話：“小李啊，你要在這個微信公號上制定一個規矩，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這個宣傳口徑要把握好。”

　　李征蒙了，可怎麼解釋領導就是不聽。

　　再就是一遍一遍地開會，學焦裕祿，學到晚上10點再討論兩小時，領導帶頭表示：焦裕祿是我的神。

　　輪到他發言時，他大著膽子說出真話：“焦裕祿死了二三十年，蘭考還是一個貧困縣，我覺得當干部沒必要成公仆，辦事兒就行，我給你服務，你用納稅來滋養我，把這個互相服務的關系搞好。不然累死也是無效的。”

　　一句話惹毛了領導。那時他已經動了離開體制的念頭。這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更根本的原因是他看不到升職的希望，之前干得熱心，以為可以提干，卻沒了希望，之前的下級做了他的領導。之前這下級來北京開會，叫他李總，給他倒酒，現在反過來叫他“小李”，酒也輪到他倒了。

　　離開體制那天，他坐到領導辦公室裡，“我想走。”領導一驚，“小李啊，我們這麼培養你，你作為一個黨員干部，你怎麼能……”“領導”，李征打斷他，“我只是一個黨員，我不是干部。”

　　這是他的第一次叛逆。內心裡更深的厭惡壓倒了出人頭地的想法。骨子裡，他一直比同齡人更焦慮，那幾乎是一種潛意識，學生階段他已經開始找工作，同齡人都在享受校園時光，讀書戀愛，而對他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意義，如果它們不能指向一件事：好工作。“好”當然是指物質方面的：穩定有保障，能支持一份殷實的生活。

　　研一那年，他在兩個機會之間猶豫。一個是中國移動徐州分公司的offer，另一個是去愛爾蘭交流一年。他猶豫了，到手的那份工作框住了他，家裡勸他，“出國也就一年，工作可是一輩子的事!”

　　對父母那輩人來說，工作就是鐵飯碗，找到一個必須抱牢，“出國”屬於不務正業。李征很矛盾。一直以來，他都在自己的價值觀和父母傳統的評價體系裡搖擺不定。瞧不起一張戶口，又必須得到它﹔骨子裡討厭官僚主義，又真心想進體制。一切機會面前他都傾向於傳統的價值觀，但當中又透出不甘。

　　他猶豫了很久，最終拋下手邊這份工作去了愛爾蘭。愛爾蘭很美，人也悠閑，在湖邊散步，不時有鴿子飛起來。他卻不安起來：太輕鬆了，將來怎麼辦？回國怎麼辦？工作怎麼辦？

　　一旦學業、工作、結婚、生子這四件事兒裡，有哪一環銜接不上，他馬上陷入焦灼。好像這一步接不上，就永遠接不上了。

　　他發現，那些固有的東西，正根深蒂固的留在自己腦子裡，逃也不是，順從也不是。一年裡，他的口語沒進步，見聞沒增加，吃也克制，玩兒也小心，按部就班地在愛爾蘭過了一年中國生活。

　　他感到自己正陷入尷尬：一回老家，鄰居圍上來，“李征，你都三十了，還沒結婚……”“我才28”他反駁。再就是問戶口，問房子，問一個月賺多少。之前，這一套曾經指導著自己全部的奮斗路徑，可現在他聽著，突然一陣厭煩。

　　自己離老家遠了，可北京這個城市並沒有接納他，觀念、生活上他仍然沒有接軌。如果他膽敢不結婚，不買房，他簡直無法踏到老家的土地上，無法活在鄰居的眼光裡。

　　擠地鐵擠煩了，他偶爾也會皺起眉，撫著額頭問：“我到底為了什麼活在這兒？為了父母嗎？父母不在身邊﹔為了舒服嗎？還是為了更高的意義，可哪兒又有更高的意義呢？”

　　他開始睡不著了。女朋友家裡催著結婚，一套房子首付60萬，女方那邊已經准備好了一半，他這份就是拿不出來，家裡幫不上一點兒忙。

　　睡前，他偶爾會問女朋友，咱在這兒干嗎呢？雙方父母掏空了，買房子，還房貸，還了二三十年，六十歲還完，還得再給兒子買套房。

　　28歲，他已經開始嘆氣了。

　　二、國貿

　　按照一般的職場標准來說，Jolie的條件並不好，父母很早就下崗了，家裡在錢和關系上幫不上忙。她自己身體差，眼睛晶狀體、玻璃體有先天性病變，一隻眼睛幾乎看不見，另一隻上千度的近視，除了外語上有一點兒天分、讓她感覺到容易，生活的一切方面她都是非常吃力的。她甚至不敢提一隻重箱子，因為那可能讓她本就脆弱的視網膜破裂或滑落。

　　大學畢業11年后，Jolie出入在北京國貿三期的寫字樓裡。戴著隱形眼鏡，眼睛看上去仍然不大對勁，太大了，有一點外凸，那是長時間戴眼鏡留下的痕跡。但一張臉是漂亮的，不僅如此，還帶有一種神氣，讓人感到她對自己的生活擁有著完全的控制力，甚至，她就像那種天生就該待在這裡的人。現在，她在一家美資的高級律所做市場推廣，之前做過的兩份工作分別是高級翻譯、PICC(“中國人保財險”)評級。

　　她甚至要花一些工夫，用很多術語才能講清她的工作內容，因為那復雜程度已超過了普通大眾能夠理解的層面。她語速快，但並不給人壓力，聲音柔軟客氣，這顯示出她在待人接物上受過好的訓練。小城的窘迫童年沒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跡，她已經取得聯合國口譯資格，她還想去紐約，想去聯合國那樣的機構看看。

　　因為她知道平台的重要性，人在紐約，一舉一動都是國際級別，就像在北京，隨便干點兒什麼都是中國、中央這種名頭，如果你在這個城市爬得高一點，出國就成了容易的事，渠道和距離都不一樣了，一些看起來遙不可及的事情會在這裡成為可能。

　　可如果留在武漢，Jolie不知道自己會落入哪一種生活裡。她上的是理工大學，專業又是英語，加上不到一米六的個頭，八十多斤的體重，“聯合國”這類東西，離她像天那麼遠。

　　可現在，站在國貿三期的最高處，她幾乎可以俯瞰整個北京城。她是剛從國貿銀泰的一家評級公司跳槽后到的國貿三期，採訪當天，她剛剛在這棟北京最貴租金的寫字樓裡工作一周，自己也覺得恍惚。這可是國貿三期呀!全北京最高的樓，如果找不到，保安會讓你仰仰脖子：它在這一帶樓群中高入雲端。那高度就像一種權力，待在這兒的注定是少數人。

　　作為北京的最高建筑、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國貿三期位於北京東三環CBD核心區域，這座330米高的巨型建筑正以一種難以企及的高度，把整個北京城壓在下面。

　　它的出現連起了國貿一期、二期，從此，這一帶110萬平方米的建筑群就是全球最大的國際貿易中心。設計師Brian Lee 對這個龐然大物非常滿意，“它把北京的天際線推向了新的高度。”

　　是的，它已經朝天際去了，而這之前，這一帶早已把地下的風光佔盡。

　　國貿區建在建國門外大街，那是北京最中心的商務區，毗鄰東長安街，寫字樓、酒店、會所雲集，12公頃的佔地，43萬平方米的建筑面積，入駐的企業多是全球500強。可以說，國貿是京城黃金商業帶裡最黃金的那一塊。它的出現讓王府井、西單、前門商業區黯然失色。

　　這裡要的不是繁榮、熱鬧、和諧，而是更高一層的東西，比如奢華、孤獨、克制。國貿三期裡，每一件器物都來歷不凡，4.5米高的荷蘭皇家寶盾旋轉門，9米高的大堂，從以色列專門運來的金黃色的大理石地面，棚頂4組500公斤重的，由600個工人人工吹制的彩色玻璃泡吊燈。6到56層裡，有至少37家世界500強企業。

　　而在樓中工作的人也有著不言自明的共同秩序，他們彬彬有禮又不過分親密，客氣周全而又充滿節制，他們擁有這城市最好的教育，他們的工作場所處在最優質的地段，這一切都暗示著權力、位置和身價。

　　Jolie用11年的時光換來了這棟大樓裡的一個位置，代價是青春、健康、孤獨，和一份毫無積蓄的生活。

　　進入這個大樓的路徑並不那麼簡單。從武漢理工大學畢業之后，她鉚著勁的要考外交學院的高級翻譯專業。這幾乎是全國英語類考試中難度最大的，畢業后可做外交官或同聲傳譯。那難度極大，用腦量驚人，可她一路走了過來，那是她在北京立足的起點。

　　本來是可以去外交部的，但一個插曲惡心到了她。研一那年，外交學院要跟教育部批一塊地，得到了上級領導的應允，但有個要求，要一個外語好的女生到領導家來當家教，教教英語。學校選上了她，在外交學院這是有慣例的，給領導當過家教，前程遠大，將來進外交部或給領導人當翻譯不成問題。Jolie以為那真是可以獲取成功的捷徑。可通知她剛一周，這位領導就因為犯事兒被拉下馬，之前的腐敗和生活作風問題一下子都被揭出來。她這才恍然明白，那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捷徑。

　　同學中90%以上考了公務員，她放棄了，一個人開始體制外打拼的生活。但這不是一條坦途，公平有了，可辛苦是加倍的。這個城市裡，Jolie至今沒有房，沒有車，沒有男友﹔隻要她還能工作，生活就可以維持在一個不錯的水准上，一旦工作停了就一切都沒了。這個城市裡，她將無法安頓自己。

　　跳槽之前，房租要佔Jolie收入的40%以上。因為她要租一整套二居室的房子，在這個城市的任何地區，這樣一套房子都不便宜，每月四五千是至少的。作為家裡的獨生女兒，她把父母從武漢接到了北京。他們很早就下崗了，不能給女兒積累什麼資源，有時，看女兒一個月剩到手裡的隻有三四千，他們也心疼，吃穿用度上也幫著女兒貼補，最初Jolie拒絕，慢慢也接受了。

　　這三四千的收入，她用得很省，“平常我幾乎沒什麼開銷”，她說。但一套體面的衣服還是需要的。有時要出國開會，她看看自己“沒什麼衣服了”，就上網去淘一點，買的都是些顏色大方，富有層次，款式好價格卻不貴的衣服，“幾十塊也可以穿”，最貴的一條裙子，是一個一萬塊的大品牌打一折，一千就入手了。

　　在北京，要過上和小城裡同等生活質量的生活，就要付出嚇人的辛勞。外人看來，Jolie這個位置上，連辛苦都是高一層的，比如花一個半小時化妝，為了不讓人看出剛剛熬過通宵﹔住5星級酒店裡，隻睡上3個小時，第二天就跟著公司高管去以色列開會﹔6小時的大會，漢語從耳朵裡進，英語從嘴裡出，6小時下來也不露出疲態。

　　不是不累。在這行裡，累也要累得光鮮，如果因為累，放鬆了對儀表的要求，那你就成了個可憐人。和任何高薪、高壓的行業一樣，任何一點兒邋遢、疲乏都會讓人不堪，因為它會將你打回原形，打回光鮮之下沒車沒房、沒有儲蓄、沒有背景的真實裡。

　　說白了，自律就是為了那一點體面。她已經能熟練駕馭不同款式的短裙、黑色針織衫，穿著經過巧妙的搭配，顏色上富有層次。一個美人的生活總讓人充滿猜測。跟那些累了就可以在外表上放心大膽垮下來的人相比，職場對這些小白領總要更殘酷些。

　　這就像個悖論。在北京，處在她的位置和階層上，就必須消耗自己來換取資源。但回老家，她有了資源，但技能又完全沒有辦法用，高級翻譯、評級這類技能超過了城市的需要。

　　如今，換一種生活方式，把眼界和環境降低一層，去適應一份有車有房的二線城市生活，對她來說已經完全不可能。處在眼下這份生活裡，她隻有進沒有退，北京給了她好的一面，這一面她要踮著腳才能夠到，但這已經足夠把她架在這裡了。

　　只是，無論她穿得多麼體面，每天從國貿三期走出來，她必須從一號線進去，扎入人海，進入最真實的北京生活，那裡沒有大吊燈，玻璃咖啡廳，甚至要踢著菜葉回家，但那是她的生活。下班，上地鐵，到家，一路下去就像過了三重天。

　　那幢大樓裡，她連買杯咖啡都還需要用導航，別的名品店更是一無所知，唯有一件事她一清二楚：怎麼繞過重重地下通道找到地鐵入口。

　　當她繞過國貿地下商城，走過一條長長的通道，還沒走到頭，一股熱氣就來了，空調弱了，氣味也大了，從這兒起，優雅就不要緊了。要緊的是潑辣、麻利。她把自己投入人流，被擠著、推著、搡著，就這麼進了地鐵一號線。性騷擾是常有的事。“你往我身上靠是什麼意思？”“你剛剛把手放在什麼地方了？”有時對方不認賬，反咬一口：“誰摸你了？你以為自己很漂亮嗎？”

　　對著干不是辦法，要緊的是引起注意，對此她已經很有經驗。最好大聲講出對方的行為，講得具體、有細節，讓人臉紅為最佳，幾十雙眼睛就會一下子唰地看過來，那比什麼都有效。來京10年，她早已身經百戰了。

　　小時候，Jolie就看不起身邊那些沒有野心的同學。一個朋友對她說，你看，我家在這條路上，我的小學、中學都在這條路上，考個大學也在這條路上。“你一輩子就死在這條路上了。”她想。

　　她不同，上大一時，家裡拿學費都困難。窮家小戶人家，人漂亮，心氣兒格外高，覺得武漢裝不下她，她要更大的世界。認識的她的人都知道，這女孩從小優秀、拼命、求勝心切，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要拿出A+的東西，要名列前茅。

　　而Jolie自己說，這好勝背后，其實是巨大的不安全感。“我眼睛不好，相當於半個殘廢。”但即便這樣，她依然很注意著眼部的修飾，戴著隱形眼鏡。這有磨損角膜的風險，但國貿三期裡，一個體面的外表還是要緊的。

　　“我累的時候頂多聲音低一點，但不會讓人看出我很累。”她說。這棟光鮮的寫字樓裡，所有人都那麼時尚、得體、精力充沛，但私底下，Jolie知道他們花了多大力氣讓自己“看起來輕鬆”。

　　午休時，她也到樓下逛逛，那些名品店裡有人買包，十幾萬，直接掏出現金來，律所的同事一年賺七八十萬，反而不這樣花。“那些看起來很好的人都辛苦過，所以他愛惜自己，絕不會很粗魯地去炫耀這個辛苦。”

　　新換這份工作給了她豐厚的薪水，房租在她薪水中所佔的比例從40%降到了20%。但她仍然認真地跟星巴克前台討論著她的積分卡裡可以怎麼搭配一份套餐，而避免重新買咖啡。

　　在武漢時，她一直覺得能來北京就是到天了，那些在高樓裡工作“都是少數人”，現在回頭一看，“那東西已經在我后面了。不知不覺的就這麼走著，我也成了少數人。”

　　層次越來越高，年齡也越來越大，男人面前，她很尷尬。同齡男人中優秀的早有了家庭，年齡小些的又要娶更小的女孩。她說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是開放的，但顯然還是懷有顧忌，強調地說起國外對30歲女人的追捧和寬容。

　　在一些細節上，她偶爾會露出軟弱。出差時，拉著箱子站在機場，航班信息在屏幕上滾動，字小，距離又遠，她看不見，這種時候她會有點兒黯然，“如果身邊有個男人就好了。”之后她又會補充一句：“其實就是找個苦力，別的方面自己都能搞定。”

　　但身體始終讓她有很大的不安全感。“我怕黑，黑了就什麼都看不見了，讓人不安。我做口譯也是為這個”，她指指眼睛，“將來壞掉了，用耳朵也可以做。”

　　三、永安裡

　　李海鵬已經人到中年。這個年齡上，他算成功了，但仍然在跟自己較勁。二十年來，他一直試著在愛好、才能和世俗的成功中找一個平衡點，每一次都對自己的選擇非常肯定，懷有雄心和激情，但每一次選擇都不長久，這讓他顯得過於理想而又有點兒輕率。

　　作為《時尚先生》全線產品出品人和雜志總編輯，現在的李海鵬是一個決策者了。在這之前，他當過文人、小說家、《南方周末》名記者，《人物》雜志的主編，對報道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嬉笑怒罵，寫一手好文章，永遠“對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懷有鄉愁”。

　　熟識他的人說，李海鵬內心裡其實是個少年，有著與年齡不相稱的單純，這可以解釋他性格裡的猶疑、敏感和躲閃。

　　但這並不妨礙他在一個龐大復雜時尚集團裡做到高層。當他從世貿天階時尚大廈裡走出來的時候，他的衣著打扮跟周圍的環境非常和諧，灰色寬鬆窄腳褲，純白T恤，個子瘦高。一年前，他的著裝風格還在時尚邊緣滑動，充滿了試探性，現在已經穩定下來。

　　每個星期，他要上班三天，比起早年自由的記者生涯，這頻率已經不算低，每天，他從五棵鬆附近開車出來，拐上長安街，一路從西往東，“西邊很安穩，小市民的生活，然后你過了東單馬上就變了，能看到國貿三期了，再到東邊就很躁了，四惠已經是兵荒馬亂的新北京。”

　　現在的李海鵬不用再擠一號線了，他開車走在長安街上面的世界。那線路和1號線是重合的，但從地下到地上，他用了很多年，終於在永安裡這一站，他找到了一個出口，實現了身份上的變化。從記者、文人變為一個管理者。

　　“永安裡”本是個祥和的名字，位於朝陽區西部，50年代命名，取安居之意。這之前，這裡是平民區，分布著劉家樓村、祁氏菜地、小藍靛廠。50年代才建起了住宅樓，90年代時，這裡不過還是一條狹窄的商業街，兩邊用鐵板搭起來的簡易平房，這裡最出名的是那一條秀水街，露天小市場，兜賣些絲綢瓷器，價格實惠，世界聞名。

　　當秀水街從露天市場變成大廈時，永安裡早已不是之前的永安裡了。這變化是從2004年開始的。如今，這一帶路面寬、大廈多，現代而整潔，西至王府井東至國貿，它處在之間，像一個微妙的過渡，媒體、文化企業多在這裡的寫字樓裡。

　　現代生活對人構成的威壓感不如國貿那麼明顯，但顯然是講究速度和效率的，他感到人們連走路的速度都要比西邊快，每個人都帶著急迫感。

　　從永安裡出來之后，他繼續向東，兩年后他的辦公地點東移到了北京最浮華的地標——世貿天階，那裡是他新的東家時尚集團的辦公地點。

　　隨著年齡增長，李海鵬說自己已經越來越嬌氣，即使限行不能開車的時候他也寧可打車，那樣即使堵也可以堵在自己的空間裡，也不用人擠人。

　　空間有了，時間卻越來越少。這幢大樓裡，李海鵬總是行色匆匆。事務性的工作完全佔據了他。比起《南周》《人物》，時尚男刊的工作內容完全不同，跟新聞和文學的關系都已不大，但他依然以一種近乎嚴苛的認真態度，在一篇關於晨勃、睡前做愛的稿子上反復修改。

　　他過度的認真，讓人感到他似乎有一點焦慮，或急於做成什麼。

　　20年前，李海鵬是個不折不扣的校園詩人。早年認識他的伊險峰回憶，李海鵬長得“又瘦又白”，“透著股神經質的勁頭”，同學們不待見他，叫他“寫詩的”，當時這不是一個很受尊重的稱呼。

　　回頭想，他覺得自己錯過了那個時代，走入新聞或者時尚，多少有些誤打誤撞的意思。到現在他都清晰地記得那變化。1993年，他還在遼寧大學讀書，突然一夜之間，全校人都開始排隊買認購証，這是一個買股票的權限，領了這個，倒手出去，能賣到一兩千塊。“一周之前，如果你是一個寫詩的，畫畫的，你就是校園偶像，一周之后你就是傻×。”他站在兩個時代的夾縫裡回不過神。

　　如今20年過去，李海鵬早已願意跟商業的東西講和，或至少不那麼疏離。他坦言自己現在想要做的就是個“好東西”，這個“好”是從產品角度來說的，不管這是一本好的新聞雜志，還是好的時尚集團，他隻追求“好”，無關屬性、內容。

　　顯然，比起近新聞的《人物》來說，《時尚先生》更能幫助他達到這一點，因為它有成熟的商業模式，豐富的廣告，好的規模，這一切讓做好一個產品這件事兒成為可能。

　　可時尚也是門大學問，做了多年的記者和文人，這不是李海鵬熟悉的行業。時尚大廈裡，男男女女光鮮亮麗，言必提及品牌，語句中夾雜英文，專業的目光從另一個行業裡射過來，像能直接穿過你的衣服，看到那背后的標價牌。

　　領導這麼一群人，衣著、品牌的東西要惡補嗎？“學一點兒吧”，李海鵬說，說時露出困擾，“我不可能完全學會，看不懂那東西，你要說哪個衣服好看，我確實看不出來。”

　　他說自己早過了二十幾歲適應環境的年紀，別人都時尚，他會不會顯得土，這問題他早不關心了。但早年跟熟識李海鵬的朋友說，最近一次約他見面，李海鵬問的第一句話是：“你覺得我的鞋怎麼樣？”

　　同在一個集團裡，跟他同樣級別的人狀態與他完全兩樣。他們會在798租下一個店面賣自己用過的二手貨，光鞋就二百來雙，賣了十分之一就收回十萬多塊，“你想想他們的錢都花到哪兒？他們的生活是這樣的!”驚訝之余他也感到了大家的差別，“所以你一定要非常非常地尊重人家的專業，你去隨便說人家這衣服不好看，這真是不行的!”

　　李海鵬的收入還是花在扎實的生活層面，不過他已經開始修改時尚的稿子了，38頁，時裝周的，米蘭、巴黎、倫敦，他都敢改，“是稿子就還有基本規律在裡面”，這部分是他熟悉也敢動的。

　　比起新聞雜志，《時尚先生》的環境要復雜太多，那牽扯到更多利益，但李海鵬看來，這好處遠比代價要多，“《人物》拿不出《時尚先生》的商業模式。”這模式未必對報道的質量有所助益，卻可以實實在在地拉到廣告，產生影響力和商業價值，“即使《時尚先生》(內容)做壞了，那又怎樣呢？照樣一百三十多頁的廣告，《人物》做再好，也隻有二十多頁廣告，這個東西不是你做好就行的。”

　　他談起數據、量化指標和一般意義上的成功。

　　早年在《南周》做記者時，李海鵬聽到同事們聊天，一個同事說：“那當然了，擱誰誰不願意做主編？”當時李海鵬很詫異，“人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呢？”那時他跑新聞，做採訪，常常一碗石鍋拌飯，一份大醬湯，一手舉著雜志，從一個小記者的奔波自虐裡感到滿足，為每一篇稿子的付出跟編輯討價還價：“我能不去嗎？太累了。”

　　編輯勸了他一個小時，那次他剛剛做完一個大稿子，處在疲勞期，出差太久，整個人都乏了，死活不接第二個活兒，“海鵬，為了公共利益，你也得去啊。”這就是個結束語，可李海鵬一聽，“行那我去吧。”當時的李海鵬是可以被“公共利益”四個字說服的。

　　入職《南周》頭兩年裡，他是發稿量最大的記者，那頻率接近每周一篇。那正是《南方周末》的美好時代，廣告過億，2000年一個普通記者月薪兩萬，夫妻倆在南方系工作兩年，就能在四環買一套房。受廣東省委的保護，所有人都憋著一股勁，覺得自己真的可以胸懷天下，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也有審查，但沒人當回事。

　　李海鵬說，他也寫過幾年的發刊詞，但都不如鼎盛時期那麼感性，那麼動人。他也寫過一些有感召力的句子，但寫得心虛，遠不比當年那撥人真心相信“陽光打在你臉上，溫暖留在我心裡。”

　　靠稿費賺來的積蓄，再從幾個朋友那兒湊了6萬塊錢，他在玉泉路買下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104萬買下來，首付隻要30萬。把稿費兌換成一個數目，然后用這個來過生活的時候，記者這一行的辛苦和壓力就很明顯了。

　　那時他已經有了口碑和名氣，要不斷滿足大家越來越高的期待值，這事兒讓他疲憊不堪。他覺得沒意思。“新聞這個工作本來就沒意思，不過是個訂制產品，你做好了，一次兩次，有人夸你，你就把這個事情重復下去，可歸根結底它不是很有意思。”

　　回顧本心，他做這行不過是因為喜歡文學，因為對自己能否當個好作家沒有那麼大的信心，對天分這事兒也不是很確定，懵懂入了新聞這行，入了之后又做得不錯，漸漸有了偏執。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對周圍的評價異常看重，他就是依賴這些評價在行業裡留下來，這行本身的一些東西，比如與人搭訕，保持人脈，並不那麼吸引他。

　　可是，他面臨的質疑也開始多了。汶川地震時，一眾報道中，李海鵬的《北川災后殘酷一面》出來，毀譽參半，有人指責他在災難面前還想著“作品”，細致冷酷中似乎帶有一種想要與眾不同的企圖，這樣的評價是李海鵬反感的。

　　年齡和心氣大了，再往上走開始變得困難。恰逢報道結集《佛祖在一號線》出版，很快銷量過了十萬，在六個月時賣到了最高峰，他知道“那是口碑式傳播的”，李海鵬為這感到欣喜，這數字給了他一些信心，他覺得自己可以退出新聞，回歸純文學了。

　　“如果你內心一直認同的是嚴肅文學，什麼讓你在這行留下來？”“軟弱。”他想了想回答說。

　　寫小說是個漫長的過程，意想不到的是，當他直面這項自己最看重的技能時，他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笨重和緊張。《晚來寂靜》自序裡，他筆法隆重，意象繁密，失去了所有的幽默感。

　　寫時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調，一句一句地修改，非要改到句子“淙淙作響”，寫到后一半他開始覺得吃力，情緒反反復復，早起覺得還不錯，晚上又覺得寫了一堆垃圾。還差14萬字時他完全寫不下去了，草草收尾，臨到出版前又砍掉了2萬字。

　　之前，他一直以為自己受生計和職業的裹挾，沒有機會認真對待自己的天分，可真正認真起來時，他發現那不是一個愉快的體驗。“就好比一個35歲的處男，從來沒搞過，第一次搞，又緊張又興奮，他能搞好嗎？肯定不能。”

　　小說沒寫完他已經想見人了，想聽見人說話，想跟人交往，《博客天下》邀請他出席一個活動，那活動規格不高，但他痛快答應了，“我被關在洞裡太久了。”

　　小說賣了五萬冊，版稅30萬，李海鵬又出山了，這次不是作為名記者、小說家，而是主編。《人物》雜志裡，李海鵬抱著隨時要走的心態，提了薪水要求，一個月兩萬。出版人應允了他。很快，靠“李海鵬”這個名字聚集起很多人，理想主義又一次被提出來，所有人為了這一點熬夜、較真、付出他十年前為這行付出過的辛勞。

　　當他離開的時候，這群被理想主義聚集起來的人亂了套。可李海鵬說，他並沒有投入什麼心血，也沒有對這地方真正的寄予深情。那思路和他轉做《時尚先生》是一樣的，不過是想做一個產品，這裡條件不足，就去那裡，他要的是一般意義上的成功。人到中年，李海鵬對“理想主義”的看法，跟早年不同了，“理想是需要商業支撐才可以的，沒有這個肯定是要折的。”當年，他從那個封閉的環境裡跳出來，來到北京，懷著文學上的一股偏執，在新聞行業四處打工，現在資源有了，名聲也有了，“我還在那輛車上”，他指的自己內心裡真正的文學夢，可《時尚先生》的日常雜務依然佔據了他大部分的時間。

　　現在，他正籌劃著去東邊買房子，位置大概在通州一帶，一來上班方便，二來那群早年跟他一起來京的朋友都住到了東邊。早年李海鵬是討厭東邊的，他把房子買在玉泉路，就是喜歡西邊的體面、優雅、文氣，可如今他沿著一號線一路往東，那感覺很微妙，人們連走路的速度都是不一樣的，越來越快，越來越躁，而他的生活、工作也在一路沿著這條地鐵向東遷移。

　　《晚來寂靜》序言裡，李海鵬鄭重寫下，“倘若不是作為一個作家死去，我的一生將毫無意義。 ”

　　“現在還這樣想嗎？”李海鵬思索了一會兒，“是這樣啊”，他說。那口氣有點兒沉吟。

　　四、天安門

　　“說句無恥點兒的話，我就是這個城市的受益者。”曹宇說。

　　他三十出頭，走路的姿勢很講究，一步一步像踩在節奏上，頗有幾分好整以暇的調子。他與李征算是同齡人，卻好像從沒吃過苦，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父母又在都在體制內工作，就這麼一個兒子。他把這看似平順的人生歸結為自己是個北京人：“我特別有主人翁意識，這一切都因為我出生在北京。”

　　採訪這天，他把地點定在王府井華爾道夫酒店。那天下雨，他提前一小時到，見面時，他拿了一塊手帕。“我不用紙巾”，他說：“那不環保……而且有毛兒吧？”

　　顯然，他過著不錯的生活。“我工資的確不高，我又想維持一個稍微好一點的生活，那不能去偷去搶啊，有時就需要父母救濟一下。”他解釋說。

　　大二寒假，同學回老家了，他去學櫥窗陳列﹔大四下學期，同學都去實習，他去中國美術館當志願者，同學找工作找得焦頭爛額，他在中國美術館看展覽，一看看三天，發現這事兒最能消磨時間﹔畢業那年，別人一遍一遍改論文，他改了卻總通不過，送了中國美術館的幾張贈票給老師，論文就過了。

　　剩下的就是追求美，起居的美，飲食的美，藝術的美。高中畢業，家人與藝術研究院老院長是朋友，托他帶一個暑假，他每天泡在恭王府藏寶閣，最開心的時刻就是中午吃完盒飯剩下的米粒不用扔，直接扣在翹起的房檐上，第二天被鳥兒吃得干干淨淨。

　　在藝術上，他確實有不少見地，會臨帖，寫一手好字，學過畫畫，可以張口說出一串19世紀畫家的名字，在中央美術學院讀過在職碩士，很多美術界人士都是他的朋友。

　　但這些跟生存技能無關。他也試過拿愛好當工作，在今日美術館五險一金當一個公共教育部主任，干了一年半，工作強度越來越大，他離開了，“工資、水電、對民營美術館都是很大的壓力，現實永遠比你的心理准備嚴峻得多啊。”

　　兜來轉去仍然回到體制內，回到原點。

　　同在體制，他和李征的狀態完全另一樣。他家在西城區，工作單位在太廟裡，就在天安門廣場東北側，很少擠地鐵，每天上班“非常幸福”，沿路都是名勝古跡，“走前門也是美，景山后街也是美，開車、打車、自行車、公交車無一不美。”

　　偶爾搭乘地鐵的話，他從天安門東下車，出了地鐵口，兩重安檢，不可逆行，8條車道，120米寬。在重要日期，天安門東、天安門西這兩個站點，地鐵過而不停。

　　這裡是北京城的中軸線，明清時，這是權力的禁忌所在，永樂年間名“承天門”，順治八年更名“天安門”，取“外安內和，長治久安” 之義。

　　如今，這一帶混合了政要、游客、外國人、底層商販、執勤兵和廣場上無處不在的特警，來的人有著各自清晰的層級。對外國人來說，這是個神秘的所在，而對中國偏遠地區的市井小民來說，排隊3小時，看5秒鐘毛澤東遺體就是莫大榮幸。

　　骨子裡，曹宇本就有老北京的性子，生活上很多事情不願意努著，差不多就行了，人活一輩子，開心是要緊的事。對他來說，人生隻有兩種選擇，要麼去死，要麼積極的活著，沒有C選項，沒有更高意義，不選這兩種，反而去挑戰規則，結局就是個輸家。

　　組織學習焦裕祿的時候，他也看了電影參加了討論，這討論讓李征差點掀了桌子，可曹宇覺得那很應該。“就好比一個時裝編輯去看秀，大品牌給他出了機票和酒店，他回來還對著品牌大加批評，這不是心理有病嗎？”

　　他喝了一口水，“你是體制內的，組織上培養著你，給了你這些條件，讓你去體會、去欣賞，去觀摩，讓你看看焦裕祿，回來自己有個正面認識，你就覺得痛苦……要我說這種人就應該從黨的隊伍裡開除出去。”

　　“你不是游戲規則制定者的時候，你想挑戰規則，就隻能是一個傻×。”這是曹宇的原則。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體制內工作要學會尊重上下秩序和領導，從他身上找出優點說服自己，對抗沒有意義，“傷害自己”。

　　他一直盡力遵從這一點，和很多北京小孩一樣，這城市就是他的，活著就為了感受這個城市帶給他的一切。每天他做完黨建工作，下班回家，洗完澡，換上衣服，半躺在一個單人沙發上，打開落地燈，放上音樂看看書，什麼都看。也看“體制內”的，學學黨最近的思想動態。

　　他說起那安全感的來源：最好的醫院都在北京，高考分數低，買車都比外地人容易，醫療報銷，養老負擔低，大家都是北京人，條件又好，脾氣都該比外地人好，覺都該睡得比外地人香：“得洒向人間都是愛才對。”

　　只是談話中，他始終對本職工作談得不多，他說起在中國美術館、今日美術館的工作(提到建筑對人的影響)，它們並不正式，有的是兼職，有的維持過一段時間，但他用這些串起自己的履歷，更願意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文藝愛好者。

　　早年在今日美術館認識曹宇的人告訴他，再見到他幾乎一驚，他的狀態跟當年完全兩樣了。聽這話時他有點兒悵然。當年他人雖然懶些，但還是一心愛文藝的，每天工作到凌晨兩三點，臨走還要在美術館裡逛一圈兒，舍不得走。

　　那為什麼選擇現在的工作呢？

　　他回過神來：我也是一個有抱負的人呀!我看《新聞聯播》是會哭出來的，我是這個時代的受益者，我得回饋社會呀。”

　　五、西單

　　為一個電影夢，蔣璐霞從內蒙古通遼跑到北京來，以為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打星，像釋小龍那樣。這想法不過分，老天給了她一副好樣子，一個好身體，加上從小就對動作類的東西有種天分，她有做這樣夢的本錢。可11年后，28歲的她沒有成為任何人。

　　說起電影上的作品，她有點兒黯然，想了想說，“我在港台那邊更出名”，因為她多演一些僵尸片、恐怖片，那些內容在大陸是無法公映的。

　　她身上充滿著矛盾和不協調的東西，單看臉，她很美，嫵媚當中透著股英氣，女演員中少有這麼清爽利落的長相。但舉手投足間，她似乎對自己的美毫無意識，更不知道怎樣運用它，眼神直通通地看過來，說話粗聲粗氣，仍像所有運動員那樣橫著走路。

　　大部分的時間裡，她生活得更像一個運動員，而非演員。比如每天1000個俯臥撐，1000個引體向上，兩腿綁上沙袋爬山，一個月練出了腹肌﹔沒日沒夜地練劍，甚至跟著格斗士學搏擊。

　　漂亮而會打的演員一向稀缺，可她搖搖頭，表示想不通也無法解釋為何自己始終籍籍無名。之后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紅不紅是要“靠命的”，說這話時露出感慨。

　　很難想象，這就是那個2007年橫空出世的網絡紅人“貓耳寶貝”。曾看過那組視頻的人都記得這個女孩，當年她21歲，跟芙蓉姐姐同批出來，卻討喜很多。短發，中性打扮，白皙有靈氣，在少林學過武，身手好極了。視頻中，在北體宿舍裡弄拳腳，耍棍棒，一組動作做完，總要對著鏡頭眨眨眼或握握拳，清爽俏皮。

　　直到現在，她都一一叫得出北京許多媒體的名字。當時，他們一個一個地等著採訪她，她推都推不過來。來北京11年了，像樣的出名就那麼一次，之后名聲遠離了她。

　　說起來，視頻裡的動作是她編的，但整個的策劃和心思都來自於經紀人。那時播客正紅，很多人出來了。蔣璐霞還在北京體育大學念大三，這視頻讓她第一次被人看到。

　　和很多網絡紅人一樣，觀眾興趣一過，新的紅人取代了她。

　　蔣璐霞生在內蒙古，父母從小不怎麼管教她，年紀輕輕送去武校，后來又學過少林，沒讀過多少書，人際關系也簡單，常常打幾場比賽回來，進了學校要問人：“我是高一還是高二了？”這注定了她在社會關系中的單純和笨拙。顯然，她不是那種能在一個環境裡摸清所有關竅，順勢把這條路打通的人。她不太看得清自己的優勢，更不懂得怎樣增加它，隻一味地練著肌肉，很努力地舉杠鈴，隻為那塊肩部肌肉的線條可以更好。至於這努力的方向是否對她的事業更有幫助，她渾然不知。

　　視頻出名之后，開始有廣告找到她，讓她做一個跳水動作，給郭晶晶當替身。說是跳水，底下卻沒水，平鋪了一層紙箱子。沒防護，沒保險，就這麼跳下去。

　　在北影廠，一米高的台子，“翻下去!”導演要求，她照做了﹔高度加到五米，又翻下去。一天之內高度加到北影廠棚頂那麼高，“跳下去!”導演喊。下面是空的，比在地上看著還要感覺高，她看了一眼，腿開始抖。導演不管這個：“你行嗎？”“行。”“錄著呢，翻吧。”她牙一咬，躥身跳出去，下墜、抱腿，前空翻。平躺在紙箱子上時，她看見導演眼睛一亮。

　　從這天起，她和電影這個圈子真正沾上了邊，但也只是沾邊而已，從此“貓耳寶貝”的視頻也不再做了，對她來說那與她的電影夢沒有關系。可真正入了電影圈才發現，一個網絡紅人一旦脫開這個身份，一頭扎入電影、娛樂這個圈子，就好比針投入了大海，很快淹沒進去。她開始了一個武打龍套演員的生涯。

　　因為常在長安街東西沿線約見合作人，2009年研究生畢業后，蔣璐霞租住的房子都在1號線沿線，從高碑店到西單她都住過，西單住得最久。

　　和國貿一帶不同，作為與王府井、前門齊名的北京三大傳統商業中心，西單最老舊，也更大眾，核心地段880米，延伸長度5400米，每天20萬人在這裡進進出出。

　　這是最早的長安街西起點，因有單牌樓，額題“瞻雲”，在皇城之西，故稱西單牌樓，簡稱西單，與東單相對，兩座牌樓圈起了老北京最早的商業旺鋪。

　　1930年起，先后建成的厚德、福壽、益德、臨時、惠德、福德六個商場統稱為西單商場，是當時北京西半城的繁華商業中心。70年來，這一帶經過了股份制、擴建裝修，營業面積擴大到3萬余平方米，京城老百姓到這兒買家庭大件兒，漢光百貨、西單文化廣場、首都時代廣場裡，遍布著大眾時尚百貨。

　　這一帶人員混雜，因此也有一種自由，常有住在五環以外地下室的打工小妹，一路黑絲襪、大濃妝的坐到西單，在地下商場裡打一份零工。

　　同是商區，從國貿，到王府井，再到西單，那地位已明顯下滑，價錢一級一級降低，而品牌也從高級奢侈品，到西單的時尚大眾百貨。人群也階層也在變化，要進入到國貿一帶寫字樓的生活裡，知識、教育、好的頭腦是必須的，但在西單，你可以憑一份純體力工作，低門檻的進入這個城市，如果還需要什麼的話，那就是青春、勇氣和耐心。

　　這是籍籍無名的日子裡，一個年輕女孩能付出的全部。那段時間裡，蔣璐霞身上長年帶著傷，早已經沒了痛感。有次去青島拍戲，她對海風過敏，全身脫皮，一層一層，沒法上妝時導演才叫助理陪她買了點兒化妝品，其他時候照打不誤。她說自己在劇組為人踏實，這圈子太小，她注意著別傳出不好合作或太矯情的名聲，可她的一切付出和努力都似乎沒有幫助到她更往前一步。

　　她也會琢磨別人是怎麼紅的，想不通時就把那歸結為運氣，她眼看一個男演員簽了約，一直沒戲，最苦時一年賺5000塊錢，自己都養不活。換了個老板就好多了，一年中連給他量身定制了3部戲，部部都是男主角。她覺得自己隻需要運氣好一點，功夫精一點，這樣的機會或許某天就從天而降了。

　　她知道混圈子還涉及人脈、心思，及對自己優勢的使用。她漂亮，但卻不擅長文戲，難體現內心細膩的部分﹔功夫立本，但幾乎從來沒有“主動見組”這樣的事，深信“做得好一定會有人找上來”。而對於什麼才叫“做得好”，在她來，無非一味地下苦功夫，練危險動作。

　　女孩裡很少有沾“跑酷”這項運動的，可她也敢練，隻為了挑戰別人不會的，她覺得這也是一種提前准備。“跑酷”來源於Parkour, 把整個城市當作一個大訓練場，一切圍牆、屋頂都可以爬，算一項街頭極限運動。

　　2012年底，就為練這個，她三步上牆，一腳撐著，頭向下后空翻，本該一個轉身，漂亮落地，可頭先著地，下巴插進胸口，耳邊隻聽三聲響。鎖骨斷了，胸骨全部錯位，頸椎、神經都傷了，“胳膊像過電一樣，感覺一會兒粗，一會兒細，手指僵了，握不起來，不能走，一走就摔，腿是瘸的，像踩了棉花。”

　　別的壞了都好，“可壞的偏偏是我吃飯的筷子”，沒了這身功夫，她誰都不是。這之后，她把所有戲全推了，她一個人回到內蒙古老家。會動、會打的時候，北京有她待的地方﹔不會打了，活在這兒就難了。她退掉租住的房子，頸椎不好，腦供血不足，記憶力一天比一天差，東西放下，馬上找不到，“我完了。”

　　她覺得整個世界荒唐可悲，並第一次注意自己的年紀。之前隻嫌年齡大，這會兒，她驚覺自己傷得太年輕了。

　　還能做什麼？說、寫都不行，隻能做教練，“教練也要示范，可我不能動。”6歲學武術，每天練功10小時，練得尿血，嘔吐，一進入練功房就頭皮發麻，就為一件事兒：拍電影。現在這夢做到一半兒，草草收尾，她十二分的不甘。

　　她開始信命了。北京那麼大，大到給她一種錯覺，你可以在任何圈子、任何生活裡出入，隻要願意。但那時起，她知道全不是那麼回事兒。你可能用盡全力也不過成了一個炮灰，或被這個城市生生消化掉。

　　在內蒙古的家裡休養了整一年，2013年底骨傷好了之后，她回到了北京，依舊練起招式，但有一點，她開始怕了。一些心理習慣留了下來，一個事情出了先往壞處想。焦慮成了壞習慣，更要命的是，那之后，再回到那種鬆弛無畏的狀態就很難了。

　　說這話時，她正雙手搭在座椅扶手上，腰挺直，腿叉開，用男人的那種坐法坐在椅子上。如果不看那一張臉，你幾乎要懷疑那就是個男人。可她說自己是容易露怯的，動不動就緊張起來，就這麼坐著說話，她都能攥起拳頭來，因為肌肉一直處在不放鬆的狀態，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時時刻刻抓著她。

　　她不那麼逼自己了。“我再給自己五年時間，五年不成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