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雄厚的能源資源實力,國家對慶陽市的功能定位是:國家級煤化、電化基地,西部重要的動力煤輸出基地,煤炭資源和油氣資源綜合利用的示范區域。
而按照國家規劃,在“十二五”期間,慶陽煤炭生產能力要達到5000萬噸以上,形成1200萬千瓦火電裝機、800萬噸煉油、100萬噸以上煤化共生產能力。
甘肅省也明確提出了要把慶陽建成“國家大型能源化工基地和全省新的經濟增長極”的戰略定位。
借助於先天的資源優勢,慶陽市的發展是必然的。但同時也在資源環境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根據慶陽市環境監測站常年水質檢測結果顯示,從1986年~2004年的19年中,由於開發初期採取的粗放模式,致使當地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開始凸顯,地表水污染嚴重、部分區域地下水水質發生變化。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慶陽本身先天水資源就很貧乏,油田開發大量用水,造成了“人油爭水”的局面。
當自來水都變得又苦又澀的時候,當地人才意識到,地底下的“黑金子”不僅沒帶給他們金錢上的富足,當地反而因此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
慶陽市環保局局長楊漪介紹說,“十一五”以來,石油開發企業和地方共同努力,投入資金,加快治理,一些環境問題得到了逐步改善。近年來,油田和煤炭資源在開發中嚴格按照國家環保法律法規來進行,從源頭上來控制污染和預防生態破壞。
採油廠建設標准化了,採油技術水平提升了,自來水不苦澀了,管理規范出的成效是顯而易見的。
盡管如此,楊漪仍然有著不少擔憂。
“我國煤礦採區所共存的地表塌陷、地下水破壞、植被衰退等共性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礦區生態系統失衡問題會逐步突出,礦產資源開發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會進一步加劇。”楊漪對記者表達了他的擔心。
問題還不止這些。
由於油井開採、油田注水、煤礦井水排放等作業對地表水、地下水資源擾動巨大,地表水、地下水環境受污嚴重、串通轉化的風險較大﹔能源資源在轉化過程中對水資源的依賴度較高,工
業用水量需求的加大會進一步加劇慶陽市水資源供需矛盾﹔水資源的短缺還會加劇慶陽市生態用水短缺,造成生態退化。
此外,早期油田開發遺留的環境問題和伴隨新的煤炭資源大規模開發帶來的區域性生態環境問題,仍是擺在慶陽面前的現實問題。
“這也就是說,慶陽市的資源富集優勢與當前發展現狀極不對稱。”楊漪告訴記者。
甘肅省環境科學設計院主持完成的《慶陽市油煤氣資源開發與生態文明建設戰略研究》(以下簡稱《戰略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慶陽市是甘肅發展中矛盾最多的地區之一,其中,能源資源開發與水資源之間的矛盾尤為突出。
發展如何突破水資源“瓶頸”?
對地區水資源稟賦和環境承載力進行深入研究,在理性分析、量化指標、科學評價的基礎上制定發展戰略,科學開發,合理發展
水質型缺水並存﹔二是地下水超採嚴重,水資源量逐年減少,局部地區地下水污染嚴重﹔三是河流含沙量大,水土流失嚴重。
《戰略研究》課題組根據2012年各項指標數據進行計算,得出慶陽市水環境承載力為0.361,處於“弱可承受”水平,水環境狀態脆弱﹔技術管理承載力為0.777,在一定程度內改善了水環境承載力。據此,課題組提出,需要繼續保持和提高工業廢水及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的技術管理水平。
有數據顯示,2012年,慶陽市廢水排放總量為2566.9萬噸,其中工業源排放277.4萬噸,佔總量的10.8%﹔城鎮生活源排放2289.5萬噸,佔總量的89.2%。加大城鎮污水治理是沖破水資源瓶頸的關鍵。
綜合考慮城鎮生活及重點產業的污水排放量情況,慶陽市在工業污水全部達標排放,而城鎮生活污水尚未全面達標排放的情況下,2015年~2020年污水排放量會增加3.5倍~6.1倍。
專家表示,這樣的排污強度,會使慶陽市兩大主要河流馬蓮河和蒲河變成污水河,將會對河流生態系統帶來深重災難。
為此,《戰略研究》設計了慶陽市污水及污染物削減調控方案。
根據設計方案,2015年慶陽市縣級市區生活污水收集率要達到80%,主要鄉鎮污水收集率要達到60%以上,收集后污水處理率要達100%﹔2020年縣級市區生活污水收集率要達到95%,主要鄉鎮污水收集率要達到80%以上,收集后污水處理率要達100%。同時要高標准配套建設污水處理廠,出水水質達到中水回用標准,實現水資源全面循環利用。
此外,《戰略研究》設計了農業源減排和污染物削減調控方案和工業廢水及污染物減排削減方案。
同時,專家建議,劃定水資源保護紅線,全市農業用水總量保持在“零”增長水平﹔在寧縣、慶城縣、西峰區農業用水總量實現“負”增長。逐步減少地下水超採,彌補生態用水。《戰略研究》為破解慶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資源“瓶頸”找到了出路。
一個個設計方案實施的背后是一個個高標准的項目建設,但一個個項目的上馬卻需要巨額的環保資金投入。
慶陽的經濟社會發展才剛剛開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處於明顯的后發優勢。
如何使后發優勢起到“一觸即發”的重大作用?
有專家建議,要吸取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和資源富集區域開發過程中呈現的環境承載力持續下降、環境質量逐年惡化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需要后來居上的“力”的綜合,更需要“智”的聚集。
隨著慶陽市能源開發的深入實施,開發規模與強度將逐步加大,產業發展與資源環境矛盾關系也日趨顯著,其可持續發展也將面臨著嚴峻的資源環境約束。其中水環境承載力就是發展面臨的最大“瓶頸”。
在《戰略研究》中,專家認為,要充分發揮經濟后發優勢,慶陽需要對本地區的生產發展和生產力布局進行認真梳理,並對地區水資源稟賦和環境承載力進行深入研究,在理性分析、量化指標、科學評價的基礎上制定發展戰略,科學開發,合理發展。
專家分析得出結論,慶陽市水環境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一是地表水資源量少、利用率低、污染嚴重,資源型與
慶陽呼喚生態補償
未從資源開發中分得一杯羹,卻承擔起了生態環境惡化的成本。慶陽希望通過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來保護生態環境
先天水資源短缺的慶陽,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擺脫“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但這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高標准的環保基礎設施。
此外,慶陽市在開發過程中,必然面臨著生態環境保護治理和恢復的艱巨任務,這一方面需要嚴格依法監管,但更重要的是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恢復治理。
與此同時,旨在改善群眾飲水安全的“揚黃工程”、“苦咸水機井淡化工程”等基礎工程建設,同樣需要可觀的資金投入。
白振海直言,如果僅僅依靠慶陽市的財政投入,無異於杯水車薪。
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迫切性顯而易見。
“慶陽市能源資源的開發和輸出,為國家建設和發展做出了貢獻,開發企業不斷壯大和發展,而留給慶陽老區的卻是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白振海說,當地群眾面朝“黑金子”,卻未從資源開發中分得一杯羹,相反卻承擔起了生態環境惡化的成本。
豐富的能源資源與脆弱的生態環境、日益壯大的資源開發企業與發展落后的地方經濟,雙方之間形成了巨大反差。石油、煤炭開發與發展地方經濟、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矛盾日益突出。
慶陽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秉儒表示,這迫切需要通過征收礦產資源生態環境補償費、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來緩解矛盾、促進發展,實現石油、煤炭開發企業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雙贏”,實現資源開發企業與地方共同、公平的可持續發展。
吳秉儒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相關部門多次提出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利用誰補償”進行生態補償的原則,並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保護環境,按照資源有償使用的原則,要逐步開征資源的利用補償費”。
2005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先后配發國家發改委研究制定《關於逐步建立礦山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責任機制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框架的政策建議。2007年9月,為推動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完善環境經濟政策,促進生態環境保護,原國家環保總局在自然保護區、重要生態功能區、礦產資源開發區和重點流域等4個領域進行生態補償制度。
甘肅省在2006年出台的《甘肅省石油勘探開發生態環境保護條例》中,也明提出了“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的要求。
“這些都為慶陽市征收生態補償費提供了充足的政策依據。”吳秉儒說。
記者了解到,從具體實踐情況看,國家從1994年開始,就在山西等省開展了試點,開始征收生態補償費。陝西省早在1997年就制訂了石油、煤炭資源開發生態環境保護專項法規,並制訂了生態補償費的征收標准。
這些實踐將有助於慶陽開展生態補償的嘗試。吳秉儒說,他希望能盡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這樣慶陽將會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生態環境保護中去。
採訪結束,記者也懷揣著一個和慶陽人相同的期盼,希望能早日實施生態補償,大批旨在改善群眾生境的基礎建設項目能快速上馬,確保在“黑金子”被挖出來的同時,當地的生態環境能得到有效保護。
(來源:中國環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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