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老总谈改革：政府只能当老板不能当婆婆【8】

　　教改有风险 不改有危机

　　对话人物

　　朱清时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2009年9月，已经退休的朱清时“重出江湖”，被深圳市政府聘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将南方科技大学形容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推动南科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教育公平、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采用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模式，使之向着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奋进。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备受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2012年正式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一块重要的试验田，学校实行的“6+3+1”招生、考试制度颇具借鉴意义。近日，半月谈记者就招考制度改革和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展开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高考改革是教改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这项改革的必要性，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国家要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教育是根本，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很难给国家创造大批创新人才。在这一点上，大家早已形成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教育怎么才能为国家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其实很多人心中有数，教育部门也早就提出来，就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转成功？关键就是高考指挥棒和素质教育不协调，高考对学生、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影响太大，怎么能考上大学，大家就怎么做，所以忽视了素质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甚至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就是高考改革、高考创新。

　　半月谈记者：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的说法，您怎么看？

　　朱清时：当前的高考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高考改革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怎么考”的问题，也就是高考指挥棒“指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高考不只注重学生的做题能力、应试能力，也考察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那么高考指挥棒就可以带动并促进素质教育。

　　南科大在招生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探索这样一条新路，不仅考查学生做题能力，而且考查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包括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等。

　　半月谈记者：南科大致力于招生、考试改革方面的探索，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进展？

　　朱清时：2012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南科大试行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学生依然参加高考，但是分数仅占总分的60%，余下的比重，能力测试占30%，平时成绩占10%。能力测试，或者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就是要测试学生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具体说就是批判能力、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注意力等。根据这两年的实践，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对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判。

　　南科大2012年招了188个学生，2013年招了388个学生，今年我们计划招收600名本科生。我希望通过南科大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验证这套招生、考试制度的可行性，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最终促成全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的变化，让大家知道，要考上大学，不只是会做题，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

　　半月谈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介绍的“6+3+1”模式中，并没有面试环节，既然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什么不设面试？

　　朱清时：对，为什么南科大招生不面试？最主要的原因是考生太多，教师太少，面试成本太高，速度太慢，所以现阶段只能用笔试来测试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为了保证面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每个学生需要面试近20分钟，南科大每年有几千名学生报考，这个成本计算起来确实难以承受，不设面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半月谈记者：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过传统体制的束缚？

　　朱清时：有的，很多现有的规章制度是不利于南科大办学的。比如我们已经招了140多名优秀人才来当教授，90%以上都是国外回来，很多教授每年都需要出国交流或者学习，但是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很严格，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很多持美国绿卡或者拥有美国国籍的教授，报销就很困难。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授出国交流就困难重重。

　　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建设一些实验基地，又要报批，又要招标，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完这些程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很多教授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开展科研工作。

　　更尖锐的问题是，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所有教职员工都没有事业编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觉得拿不到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没有安全感。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想给工作人员发事业年金，给他们更多的保障，但这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

　　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您认为当前教育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清时：教育改革最大困难在于，对改革的具体方案很难形成共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对于一些改革探索，但凡是有看不惯的地方，就会批评、攻击，这种批评往往缺乏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是个人主观倾向的表达，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和失败的风险。

　　南科大做的事情要经历史去检验，现在看来，这些探索还难以和蔡元培、梅贻琦这些教育大师当年所进行的改革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改革的过程往往都是最艰难的，蔡元培、梅贻琦在任上做出的改革都遭到过很多反对，几十年后才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教育改革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期望所有改革之举当下就能赢得一片喝彩。

　　半月谈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

　　朱清时：我想过，而且觉得很有可能会失败，用短短几年时间来做教育改革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弊病根深蒂固，不是几个人就能消除的。我之所以有勇气敢于去做，是期望通过南科大的实践，让全社会都了解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和体制弊病在什么地方，这样今后才可能有人会成功。

　　如果南科大最终成为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教改的样板，帮助推动产生一批创新型大学，那当然很好。但就算最终改革成功的不是南科大，如果我们能帮别人看清楚中国教改的难点和症结，那也算是我和南科大的欣慰了。(记者 郑天虹 詹奕嘉)